第六，部分证据规则用语不准确，要求太武断，存在诸多疏漏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三十三条关于证明力的判定规则中规定，“经庭审以言词方式质证确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书面材料；当事人对原物、原件、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辩认结论，证明力大于照片辩认的结论；现场目睹证人的证言，证明力大于基于传闻所作的证言；侦查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力大于证人凭记忆提供的证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尽管其中有部分合理规定，但是对于证据证明力问题作出过于细致的限制，并且采取“绝对大于”而不是“一般大于”的武断说法，是不科学的。另外，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第34条关于“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规定，也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相矛盾。
同时，各地的刑事证据规则还存在很多疏漏，例如尽管普遍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但是都没有确立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制度，而且有些证据规则的用语不严谨、不准确。例如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国家机密”的规定，而事实上“国家秘密”是包括秘密、机密和绝密三个档次的，仅规定“国家机密”一项是不严谨的。上海市的《关于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毒品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规定的只限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毒品，并且是可能判处死刑等极少数案件的基本证据规格和要求，是非常具有限的，难道其他可能判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案件证据就不需要达到这些规格要求了吗？江西省的《关于死刑案件言词证据的若干意见（试行）》仅仅排除死刑案件中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难道普通案件中的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就可以采纳了吗？这些规定在案件适用范围上显然是有局限性的。
最后，各地刑事证据规则的实施效果不甚理想。例如，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12月1日起试行了《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但是对于证据开示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从调研结果来看，2005年全年，西安中院刑一、二庭共审结各类一审刑事案件350件，其中试行刑事证据庭前展示37件，占审结一审刑事案件数的10.5%，而这庭前证据展示的37案全部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较简单的案件；这些案件除两起案件为一案多名被告外，其余均是一案一被告一罪名的案件；并且有31件因被告人主动认罪，同时适用了《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进行了普通程序简化审，这占到证据展示案件的83.7%。 可见，西安市开展庭前证据展示案件的比例不高，而且进行庭前证据展示的案件都是一些案情较简单的案件，这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对于相对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及暴力犯罪案件，实行证据展示有利于明确争议焦点，案情复杂和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是更需要开展证据展示的，但是却没有推行。
因此，尽管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规定，但是能否在各地得到真正实施，是值得怀疑的。亚里士多德说，法治要求良法得到普遍的遵循，然而从我们日常媒体和亲自接触的实践来看，上述刑事证据规则得到真正的实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三、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成因
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进展地如火如荼，那么我们需要反思，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发生原因为何？是什么因素激励了各地司法机关规范证据的动力？这些动因具有正当性吗？如果不能找出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动因，那么也很难真正探索出我国证据制度立法的良好出路。
首先，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兴起与冤假错案的层出不穷相关，它虽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实践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官经验的总结，但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1999年云南省昆明市的杜培杀妻冤案 ，到云南省昭通市孙万刚杀女友平反案 ，再到黄亚全、黄圣育“抢劫”案 ，李久明“杀人”案 和佘祥林的杀妻冤案， 案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冤假错案是与侦查人员的有罪推定、刑讯逼供、非法拘押、政法委定调子办“铁案”等等违法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而由于媒体的逐步解放，报道出来的冤假错案越来越多，这就给当事的司法机关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和“向人民交代”、“对人民负责”，各地司法机关也在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对冤假错案的制度防范，而在诉讼程序中最有效的制度举措莫过于完善证据制度，因为任何冤假错案的产生无不存在大量的证据问题，证据违法也属于广义的程序性违法的范畴。
可以说，佘祥林案件促使了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诞生，河南省郑州市宋留根案件中广泛存在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问题，与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机关于2005年12月30日会签的《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不无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四川省2005年12月9日通过的《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也难脱此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