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校点本
５、清宪政编查馆编《光绪政要》，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年影印本
６、撷华书局编《宣统已酉大政纪》，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６年影印本
７、杨风藻：《皇朝经世文新编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影印本
８、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本馆１９３６年版
９、撷华书局编《谕摺汇存》、《华制备考》，清刊本
１０、商务印书馆编《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刊本
１１、商务印书馆编《大清宣统新法令》，清刊本
１２、清宪政编查馆辑《大清法规大全》、《大清法规大全续辑》，清刊本
１３、东亚书社编《大清帝国新法典》，清刊本
１４、《改订大清现行商律草案》，线装铅印本
１５、民国修订法律馆编《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１９２６年铅印本
１６、工商部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编《工商法规辑览》，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
１７、印铸局编《法令全书》（民国六年至民国二十年），印铸局铅印本
１８、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标点本
１９、上海商务总会、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学公会等编《商法调查案》、《
调法调查案理由书》，中新书局民国元年铅印本
２０、清商部、农工商部编《商务官报》第一期至庚戌十一期 ，清刊本
２１、《唐律疏议》，中华书局１９３３年标点本
２２、《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光绪九年刻本
２３、《法国律例》，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
２４、《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
２５、《德国商法》（日文），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明治三十三年版
２６、松本蒸治：《评钦定大清商律》，《法学协会杂志》（日文）23卷10-11号、24卷１、4、5、7号（1904年－1905年）。
２７、岛田正郎：《清末近代法典编纂》（日文），创文社１９７７年版
２８、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
２９、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
３０、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
３１、罗志渊：《近代中国法制演变研究》，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７６年版
３２、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西北政法学校１９８３年影印本
３３、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７９年版
３４、张知本：《破产法论》，上海法学编译社１９３１年版
３６、王孝通：《中国海商法论》，世界法政学社１９３３年版
３７、王孝通：《商事法要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
３８、刘朗泉：《中国商事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
３９、熊锡晋：《
公司法通诠》，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４０、陈天表：《票据通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４１、朝阳大学《公司条例》讲义、《
公司法》讲义、《商人通例》讲义
４２、北平大学法学院《
公司法》讲义
４３、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４4、蔡荫恩：《商事法概要》，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４5、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４6、童书业：《中国工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１９８１年版
４７、王万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４８、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４９、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５０、樊百川：《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与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４期
【注释】 1904年第一部商律颁布后不久，日本法学士松本蒸治就以《评钦定大清商律》为题，在《法学协会杂志》第22、23卷上发表了长达百余页的论文，另一学者广池千九郎也在其为早稻田大学法经学系编的讲义中，对这部商律进行了评论。见岛田正郎：《清末近代法典编纂》，创文社1977年版。
见樊百川：《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与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据《商务官报》戊申四期——十期记载，至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商律颁行前业已设立，商律颁行后陆续注册的公司有60家，其中注册为股分有限公司者20家，合资有限公司者23家，据此可推知注册前相当于有限公司者为多数。
《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叙例，民国元年印本。
《光绪政要》卷25。
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97，《清德宗实录》卷521。
《清世宗实录》卷57。
《清朝通典》食货志一。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8。
《清德宗实录》卷476。
由于这次变法主要发生在慈禧当政时期，加上当时孙中山已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因此后人对其多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否定，或斥之为骗局，或视之为反动，而很少作客观的研究评价。其实，根据已知的历史事实，这次变法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有其积极的一面。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
《光绪政要》卷27。
《清德宗实录》卷495。
《光绪政要》卷29。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乙酉条》
如岛田正郎：《清末近代法典编纂》，张知本《破产法论》，刘朗泉《中国商事法》等著作皆持此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修订法律馆档，8号案卷。
除公司律外，该案其它几部分均有印本传世。公司律因完稿较晚，修订法律馆没有来得及对其翻译整理，因而国内很难找到其稿本或印本。我们只知道其篇章结构，而无法了解其详细内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案，录副秦折，宣统二年54—68号。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藏《改订大清现行商律草案》。
关於该草案的制订经过、条文数目及宣统二年清政府修订商律的数量，笔者曾有专文考证，见《法律史研究》丛书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清德宗实录》卷49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农工商部档，291号案卷。
指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颁布的商法。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颁布的商法。
即1900年公布的商法。
即1861年颁布的商法。
《宣统政纪》卷7。
《宣统已酉大政纪》卷18。
《大清宣统新法令》第十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修订法律馆档，18号案卷。
按宪政编查馆光绪三十四年的安排，由修订法律馆负责制订的商律要到宣统五年和七年才颁布和施行。宣统二年二十月，清廷为表示提前实行立宪，要求将原计划的筹备立宪事宜缩短期限，提前举办，於是宪政编查馆将颁布和施行商律的时间提前为宣统三年和五年。
《商务官报》第十一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农工商部档，291号案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档案，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6号。
《清德宗实录》卷486，《光绪政要》卷27。
该条例1912年才通过，志田所持以为蓝本的，当是1910年议决之该条例的草案。
如熊锡晋在《
公司法通诠》（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一书中说，光绪二十九年所颁公司律（即《钦定大清商律》中的公司律），“迄未见诸施行”。
《商务官报》丁未第九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宪政编查馆档。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法部档，32174号。
该章程未见颁布。其草案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法部档，32174号。
《清德宗实录》卷513。
《大清光绪新法令·官制一》。
《商务官报》第二十九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农工商部档，庶务司，14号。
《大清光绪新法令·实业》。
例如：《钦定大清商律》颁布后，南洋大臣魏光焘提出，该律关于外国资本入股中国公司，只规定即应遵守公司章程和中国商律，对外资入股的范围和所占份额未作明确限制，容易给外商蒙串造成可乘之机。为此，商部解释：根据有关条约和铁路、矿业章程的有关规定，外商只准于通商口岸附股中国公司，且所入股额不得超过华股之数。见《大清光绪新法令·实业》。
《大清光绪新法令·实业》。
《大清光绪新法令·实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法部档，32174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法部档，32188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法部档，32209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农工商部档，庶务司，14号。
清崩溃后，这一方案即归于废弃。民国三年（1914年）颁行的《商人通例》和二十六年（1937年）颁行的《商业登记法》均规定商业登记由地方政府办理。
《商务官报》第二期。
《商务官报》第二十一期。
《商务官报》第十六期。
《商务官报》丁未十九期。此处所说的“股分”，是指《钦定大清商律》规定的“股份公司”，即无限责任股份公司；“合资公司”也是《钦定大清商律》规定的公司种类，即通常所说的无限公司。
《商务官报》丁未四期。
《商务官报》丁未五期。
《商务官报》第十三期。
《商务官报》第二十期。
《商务官报》巳酉三十五期。
《商务官报》庚戍二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档案，录副奏摺，宣统二年54—68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档案，录副奏摺，宣统三年72号。
《宣统政纪》卷21。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案，录副奏摺，宣统二年54—68号。
《宣统政纪》卷46。
分别见《商务官报》丁未十三期、丁未十六期、丁未二十一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邮传部档，35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案，录副奏摺，光绪三十四年67—74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案，录副奏摺，宣统二年法律类。
引自该书民国元年（1912年）铅印本。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９６７页。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１０５０页。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９６４、９６５－９６６、９６７页。
樊百川：《二十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概况与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见《大清光绪新法令·实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案，录副奏摺，光绪三十一年54－61号。
《商务官报》丁未三十三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案，录副奏摺，光绪三十四年67－74号。
《宣统政纪》卷54。
《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
《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
《大清律例·户婚》。
《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
《大清律例·户婚》。
]关于《公司条例》及《商人通例》和《改订大清商律草案》的关系，学术界有人认为前二者和后者是一个东西，仅名称不同而已。如岛田正郎就有此种看法。有人认为前二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复加修订而成。中国学者如杨幼炯、展恒举等均持此说。由于目前见不到农工商部奏交资政院的《改订大清商律草案》的稿本，无法通过条文比较，来弄清这一问题。但有两个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一是农工商部奏章中关于总则编的章目未说有商业学徒，而《商人通例》中有商业使用人及商业学徒一章；二是民国三年三月（１９１４年４月）出版的胡霖编述的《商律总论》一书中，附有《商人通例》的草案，其章目、条数与《商人通例》同，而内容不尽相同，说明北京政府在颁布《商人通例》前，是做了修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