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所强调的“智”包含着对“利”、“乐”、“争”等等这些与人的现实生存欲求紧密相关、而又作为新人的基本规定性的合理性认识，这些都不是道德评价后才能获致其存在的资格，而是新道德成立的基础，是新道德的正当化根据之一。也就是说，道德如果对其抑制和剥夺，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了。
（五）
通由如上“理欲”、“义利”、“情智”的梳理和辨证，我们可以说，“人”在近代思想家们的理念世界中已经走出了程朱理欲世界观所证成的人伦道德的世界，而首先是以有血有肉的实在个体存在于世。这个脱去了人伦道德化色彩的个体的人被近代思想家们视为具有本体论上的蕴涵，也就是说，个体的人具有着独立不依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恰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新道德恢复了肉体的地位，重新肯定情欲为正当，要社会对社会的组成成员的不幸负责……希望在‘地上建立天国’。” 这样的关于人的新理念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首先展呈的必然是其批判性功能，与此同时它也必将着手于新人格的建设性探究。
谭嗣同是刚烈而激进的，他率先明确地提出“冲决网罗”的主张，所谓网罗也就是为程朱理学所论证、张扬和维护的封建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的核心则是极端抑制个性的君主专制：“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专制政治仰仗着三纲五常的道德支持，既规范着人的外在行为，又控制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 极端蔑视人的感性存在，在这种内与外的双重禁锢之下，人已是全然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了个性，惟有奴性性格的代代相传。正所谓“中国之五伦……貌合神离，强遏自然之天乐，尽失自主之权利。” 而“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 正因此，谭嗣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了全方位的揭批猛打，认为所有纲常名教不过是统治者故意制造出来以压制和剥夺人之个性而已。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制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自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还有所谓忠、孝、廉、节、礼、义、信“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 总而言之，为专制政治奉为“大经大法”的种种观念、道德、规范准则，其实都不过是“上以制其下”的工具而已，绝没有为程朱理学所张扬的纯然至善的神圣性。这些人为的压制和剥夺人之个性的观念、标准、罗网和枷锁都统统应该被破除、被抛弃，而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展现出中国人生龙活虎的个性特征。
谭嗣同有著名的“心力”说，尽管如同他关于“仁”、“以太”的论说一样，其“心力”说也是相当驳杂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心力”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力量。谭嗣同认为，在天地间惟有“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它不仅能造作天地万物，而且能毁灭宇宙世界。他说：“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心”成为了世界的本体 ，“唯一心是实”，“一切惟心所造”。 这当然是应该批判的唯心论。但我们也应该体会到，深沉地感受到“罗网重重，与虚空而无极” ，而又急切希望“冲决网罗”的谭嗣同大讲“心力”所透显出来的新时代的新人之讯息，这个“新人”首先是具有强烈主体性意识的人，而不再是传统伦理道德和专制政治压制之下的奴性十足的人。
作为同时代人的梁启超敏锐地感受到了谭嗣同“心力”说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新人的讯息，并在其逐渐产生的新的人格理想中传承了下来。梁启超的人格理想最初主要体现在他对“力本论”的崇拜上。而对力本论的崇拜又是建立在《说动》一文中阐明的新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 在《说动》一文中，梁启超认为整个宇宙都充斥着一种宇宙力，包括人生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因这种力而生生不已，没有这种力，整个宇宙将萎缩，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将变得麻木而僵硬，乃至枯萎。在梁启超看来，整个世界就是处于这种宇宙力作用下的永不停息的“日新”的进程之中。很明显，梁启超的这种动的世界观与谭嗣同所抱持的宇宙经常处于不断更新的进程中的观点是相类似的。梁启超事实上也引用了谭嗣同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旁证。 在谭嗣同看来，整个宇宙中万事万物的一切对待和差别，都是由“心”这个本体所决定的。他说：“无时不生死，即无时非轮回，自有一出一处，一行一止，一语一默，一思一寂，一听一视，一饮一食，一梦一醒，一气缕，一血轮，彼去而此来，此连而彼断。去者死，来者又生；连者生，断者又死……由念念相继而造之使成也。例乎此，则大轮回亦必念念所造成。佛故说‘三界唯心’，又说‘一切唯心所造’。” 就这样，谭嗣同从本体“心”中推演出运动、变化、日新、轮回。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在谭嗣同的思想里，这种“心”之动力论的崇拜虽然与佛学有些关系，但在整体上看，他主要还是与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相关联，并通过“仁”来加以表述的，仍然具有一种明显的道德世界观色彩。可梁启超在表达自己的形而上信念的时候，基本上与儒家“仁”的思想是不相关联的，《说动》一文也根本没有提到“仁”这个重要的儒学概念。这表明梁启超在型塑着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已经脱去了传统儒学的强烈道德色彩。这种新的世界观意味着梁启超追求的“新人”已经不是一种“道德”化的人。他之所以通过其力本论来表达新的人格理想，根本原因正在于要突破人伦道德的框范，而强调每一个体作为自然人的鲜明个性。
当梁启超酝酿其新的人格理想的时候，严复则明确提出了“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的“三民”主张。严复所使用的这个“民”自然有一定的“群体”的意味，但它首先是“个体”的，是由“个体”组合而成的“群体”。严复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国家要富强，关键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国民素质主要体现在“智”、“德”、“力”三个方面，“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 “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 严复以为，事物个体的性能直接影响、决定着由它所组成的整体的性能，所以讨论整体的强弱首先就应把目光放在个体的优劣之上，这是严复受斯宾塞影响而始终不改的基本思维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说严复的“民”是以“个体”为基本特色的，这并非是随意判断，严复的“民”实质上其全称应是“国民个体”。对严复影响特别大的斯宾塞对个体的强调是十分明显的。斯宾塞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社会的聚合体，我们只要了解它所聚合的各个单位就够了。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特性必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固有性质’的产物”。 在严复看来，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有理智、情感和意志，也即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个人才是主体，而与之相对的群体只能是客体。作为主体的个人，其智、德、力的高下优劣是作为客体的群体之盛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认为“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