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更的程序，按照民法典第313条第1款的规定，主张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提出请求，如果该方同意，则双方达成变更的协议；如果该方不同意，主张变更的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对此作出判决。针对这样行使的请求权，法官的任务是确认（feststellen），而不是主动地裁量，替当事人作决定。对于谁可以提出这样的请求权，有的学者主张是因情事变更而受有不利的一方当事人[120]，也有学者主张双方当事人都可以。[121]第313条的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变更。考虑到变更总是要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来进行，双方当事人无论谁先提出，都不会本质改变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双方当事人都有变更的请求权。
（二）解除
1．解除的含义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3款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合同变更不可能（unmöglich）以及合同变更的结果对一方当事人而言不能承受（unzumutbar）。可以看出，对于变更和解除的关系，解除以变更不成为前提，具有补充性（subsidiär）。该款规定的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
第313条第3款规定了两种解除权。该款第1句规定的是一般解除权（Rücktritt），第2句规定的是长期债务关系（Dauerschuldverhältnisse）的解除权（Kündigung）。二者的区别之一是前者适用于一般的债务关系，而后者适用于长期债务关系如雇佣合同、租赁合同、合伙合同等。另外，二者的效力不同，这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通常来说，一般解除权（Rücktritt）溯及至合同订立时，而长期合同的解除权（Kündigung）只是自解除之时发生效力，没有一般解除权那样的溯及力。[122]
2．解除的法律后果德国债法改革后，修改了原来仅适用于合同的解除规则，制定了统一的解除法（Rücktrittsrecht）。具体到情事变更，解除后的的法律后果可能有：
（1）相互返还原物（民法典第346条第1款）。
（2）在原物不存在时，价格补偿（民法典第346条第2、3款）。
当事人通过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了合同后，是否还要承担（或主张）损害赔偿呢？回答是否定的（尽管德国民法典第325条新规定损害赔偿和合同解除可以同时主张）。[123]情事变更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免责条款，和民法典第275条、 合同法第 110条仅仅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是不同的。不过，根据解除法，有时候当事人还可能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比如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部分履行，但返还迟延或者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造成了物的损坏，便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这已不是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结果。
结论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基本原则。情事变更作为一个在当事人自由意思之外对合同关系进行“干预”的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应当非常谨慎。故而有情事变更制度“补充性”的说法。简单说来，只有在穷尽现有制度提供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合理分配风险，避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明显失衡时，才有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余地。
在具体适用该制度时，本文总结了三个构成要件。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衡平性的制度，是很难简单地概括构成要件的，或者说不应简单、绝对地规定构成要件，那样反倒有违这个制度存在的意义，限制了其继续发展的空间。本文不完全地列举了一些案例类型，主要供裁量的参考。
本文探讨了在现有中国 合同法的制度下应用情事变更原则的可能性。 合同法第 117条、第 110条和第 94条第1项，都与情事变更原则有一定关联，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还缺乏一个逻辑完整、概念清晰的情事变更制度。
认为在法律上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这样一个一般条款会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必要的担心。一方面可以参考德国民法的规定，尽量限制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民法上要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来实施的条款也早就存在，不独多情事变更原则这一条。
情事变更制度通过债法现代化法，已正式成为德国民法典的一个条文。和其他履行障碍法制度相比（比如履行不能制度的修改、缔约过失制度），第313条的规定在挑剔的德国学者中，并没有招致过多的怀疑和批评。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条是在合理总结过去判例和学说，在实践积累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未来的中国民法典中，适时规定情事变更条款，是可选之项。毕竟这个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逐渐具有了其自身的构成要件和相对的独立性。将其在诚实信用原则之外进行规定，也有助于减缓这项基本原则的负担，增强民法制度整体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注释】
卡斯腾·海尔斯特尔为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民法教授卡纳里斯教授的学术助手，博士研究生，L.L.M（杜克大学）。
许德风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2004），现在慕尼黑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本文的写作，是在德国戴姆勒—奔驰基金会资助的“北大—奔驰博士海外研修项目”下完成的，在此感谢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
以下在不生歧义的情况下简称“民法典”。
民法典第313条：第1款：如果作为合同基础一部分的有关情事在合同订立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如果当事人事先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会订立别样内容的合同，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要求变更合同，从而在仔细考虑了相关的具体情况，尤其是约定或法定的风险分配规则之后，继续维持合同关系不至于导致对一方当事人而言过于苛求的结果。第2款：已经成为合同基础的根本性的预期被证明是错误的，也构成情事的变更。第3款第1句：如果合同的变更不可能或者合同的部分履行对一方当事人而言不能承受，则不利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zurücktreten）。第3款第2句：在持续性的债之关系下，不利一方当事人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Kündigung）。
Vgl.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8. Aufl., Verlag C. H. Beck 2002, S. 336-337 (Rn. 857).
在过去200年中，世界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有某种加速性。参见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后记。
对于情事变更学说的渊源，韩世远先生作过详尽、透彻的研究，故本文在此不作过多阐述。参见韩世远：《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第435至455页。
“If there is one thing which more than another public policyrequires it is that men of full age and competent understanding shall have theutmost liberty of contracting and that their contracts when entered into freelyand voluntarily shall be held sacred and shall be enforced by Courts ofjustice. Therefore, you have this paramount public policy to consider — thatyou are not lightly to interfere with this freedom of contract.” Printing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mpany v. Sampson (1875) LR 19 Eq 462 at p. 465.转引自Reinhard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Juta & Co, Ltd 1990, First Edition,p. 577.
Ludwig Raiser,Vertragsfunktion und Vertragsfreiheit, in: Hundert Jahre deutsces Rechtleben,Festschrift zum 100järigen Bestehen des Deutschen Juristentages, Vol. I (1960), S. 101 ff.
不过，即便在罗马法上，该原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外。后来经由教会法（canon law）发展而来的合同解除制度（breach of contract）更是对该原则的重要背离（或例外）。参见Reinhard Zimmermann（前引注6）, pp. 578-579.
Vgl. ausführlich Köbler, Die 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 alsallgemeiner Rechtsgrundsatz, 1991;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1990, S. 579 ff.; zumrechtshistorischen Hintergrund der Geschäftsgrundlage Fikentscher, DieGeschäftsgrundlage als Frage des Vertragsrisikos (1971), S. 1 ff.; MünchenerKommentar - Roth, BGB Schuldrecht – Allgemeiner Teil, Verlag C. H. Beck, 4. Aufl. (2001), § 242, Rn. 594.
Preuß. ALR I 5 §§ 377 ff.
Reinhard Zimmermann（前引注6）, p. 579.
Vgl. RGZ 50, 255, 257; BGH NJW 1995, 1345, 1347; Münchener Kommentar-Roth, 3. Aufl., Verlag C. H. Beck, § 242 Rn. 594.
如民法典第321条（不安抗辩）、490条（借款合同的解除）、第528条（因赠与人变得贫穷而要求返还）、530条（赠与的撤销）、593条（土地用益租赁合同的变更）、第605条第1项（借用合同的解除）、第775条第1款第1项（保证人向主债务人请求免除保证义务）、779条第1款（对和解基础的错误）。
Vgl. Oertmann, Die Geschäftsgrundlage:Ein neuer Rechtsbegriff, Deichert, 1921, S. 159 ff.
Vgl. RGZ 103, 328, 332.
BGHZ 25, 390, 392; BGHZ 40, 334, 335; jüngst BGH NJW 2001, 1204.
Vgl. Palandt-Heinrichs, Verlag C. H. Beck, 61. Aufl., 2001, §242 Rn. 113, 122; Münchener Kommentar- Roth, 2003, § 242, Rn. 602; 关于客观情事基础，参见：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Verlag C. H.Beck, 14. Aufl., 1987, § 21 II, S. 320 ff.
下文在谈及法律条文时所用的“合同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Felix Christopher Hey, Kodifizierung der Grundsätze über die Geschäftsgrundlage, in:Kontinuität im Wandel der Rechtsordnung, Beiträge für Claus-Wilhelm Canaris zum 65.Geburtstag, 2002, C. H. Beck., S. 27.
BT Drucks. 14/6040, S. 93.
Vgl. RGZ 99, 259; 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历史发展，参见：Eidenmüller, DerSpinnerei-Fall: Die Lehre von der Geschäftsgundlage, Jura 2001, 824 (825 ff).
RZG 99, 115; RGZ 100, 129, 131 ff.; RGZ 103, 177, 178 f.; RGZ 103,328, 331.
RGZ 100, 34, 135; RGZ 102, 272,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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