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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A. Riegert: The West German civil code, its origin andits contract provisions, Tulane law review, 1970, Vol. XLV, pp. 50-51.
德国高度发达的哲学方法对法律的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的莱布尼茨、十七世纪的康德（康德经验哲学对德国民法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见徐国栋：《论我国民法典的认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41页。）、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黑格尔、甚至后来的韦伯、马克思，这些哲学家同时也是法学家，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法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黑格尔在其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就反对萨维尼的观点，他认为：“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莫大的侮辱，因为这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其内容是崭新的法律体系，而是认识即思维第理解现行法律的普遍性，然后在把它适用于特殊事物。”“其实，体系化，即提高到普遍物，正是我们时代无限迫切的要求。”（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 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1996年重印本，第220到第221页。）
Robert A. Riegert, supra note, at pp. 59.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月，第487到488页。
“从民法典成立之前开始，德意志就成为日本的国家、文化及学术的模型。”参见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09页。
日本本来都翻译出了法国民法典作为其自己的民法典，但由于国民的反对和其他种种原因，后来又采取了德国民法典，参见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译本前言，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又见前引《比较法总论》，第622到第631页。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言。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英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转引自吴克友：《旧中国民事立法极其借鉴意义》，载《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0卷，第260页。
费安玲：《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讨》，民商法论丛，第10卷，第497页。
前注11第498页。
前注11第499页。
《意大利民法典》中译本前言部分，费安玲、丁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阿瑟S ·哈特坎普博士：《1947年至1992年间荷兰民法典的修改》，姜宇、龚馨译，载于《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408页。
参见阿图尔·哈尔特康：《将近完成的荷兰民法典》，载《法学译丛》，1982年第3期，第50-51页。
前引阿瑟S ·哈特坎普博士文，第419页。
但瑞士设有债务法总则，并将其推广应用，实际上也是采取了总则——分则的体例。
参见海尔穆特·库勒尔：《德国民法典的过去和现在》，孙宪忠译，载《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2卷，第224到第228页，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技术。
Robert A. Riegert, supra note, at65. 关于德国民法典过于抽象的批评还有很多：“它是德国民法学家关于法典应尽可能抽象化观点的典型的产物。非专属于某一特定法律制度（如买卖契约和劳务契约）的所有规则，都应提出来放在法典的前面，从而赋予它们以普遍的适用性。这一原则在《民法典》中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致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不便，因为有些实质关系很密切的的问题在法典中却相隔甚远。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这种极度的抽象似乎已无必要，因为他们更愿意从具体的制度中归纳概括有关的规则。”参见前引K·茨威格特、H·海因克茨：《德国民商法导论》，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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