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对外开放，为经济全球化与个人权利标准“去国别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际、国外权利保障方面信息的增多，使借口“具体国情”而弱化、限制权利的做法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权利标准国际化的趋势难以阻挡。
在权利社会中，个人是单个的个体与独立的主体，而不是单位的附庸，靠领导干预而获得对某种纠纷解决的正当性难以为人们承认，需要接近司法正义、进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司法正义成了权利时代人们普遍的诉求，而研究如何管好司法、如何提高司法质量，“多快好省”（谭世贵、黄永峰，2002）地实现司法正义的中国司法管理学就应该成为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必不可少的学科，成了与人们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显学。
（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以司法正义为核心的社会运作。德沃金说过，“我们生活在法律当中并凭借法律生活”，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则是其王侯”。的确，当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成为现实时，法律及司法的地位就应当如此。
经济改革开放引起人们对法律重要性的强调，特别是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中国
宪法以后，法治或“依法治国”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依法治国”要求良法之治，要求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要求“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有效监督”（谭世贵，2005）。这当中，司法正义始终是法治社会运作的核心价值与制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保障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理念在我国的确立，面对世界进步潮流与全球化浪潮，在新的世纪我国应该构建具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内涵的和谐社会，其基本价值取向可以用“人权”与“法治”进行概括。同样，管理公平、正义的分配（主要为司法审查）与救济（主要为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诉讼）的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谐社会这一时代环境对中国司法管理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强烈需求及推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审查制约不科学、不合宪（法）的立法及行政行为，从源头上管理正义，以及在具体争议裁判过程中救济正义，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最大化”，又使得中国司法管理学又能够在当今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用武之地。这样，中国司法管理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三、有效率地管理知识：中国司法管理学科化研究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