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edell Jenkins, Justice as Ideal and Ideology, C.J. Friedrich and J.W. Chapman ed. Justice (NOMOS vol. VI) , New York , 1963 , PP.204-209.
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彼得·斯坦、约翰·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汪丁丁先生认为社会为什么可能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参见汪丁丁：《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2004年12月10日在燕南学术网搜索，http：//www.yannan.cn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参见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汪丁丁先生说他自己读过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原话：人类社会的稳定性依赖于下面的这两个条件：一件事情是solidarity，也就是说团结；第二件事就是reciprocity，也就是这个互惠性，但这个互惠性在英文里面实际上是平等交互性，不仅互惠，还有互相惩罚。参见林来梵：《第四次修宪与互惠正义——浙大法律与公共政策论坛（一）》，文中有汪丁丁先生的发言，《法学家》2004年第4期。网络上也有转载。但我翻遍了《道德情操论》，也没有找到汪丁丁先生说的这段话，大约是汪丁丁先生意会的结果。http://www.calaw.cn/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081
德国学者沃夫将公益分为普遍公益和特殊公益，不占多数群体的利益被视为特殊公益。转引自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4页。
关于职业集体和公民集体的分类参考了杨通进：《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34页以下。
德国民法也承认公法法人的私有财产权。“公共权力机构可以是所有权的享有者，但他们所享有的所有权，职能是一种私有权，即这些主体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并行使的所有权，而不是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法人所行使的但在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有权’。各种公法法人，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县区或镇政府及各级政府的机关都可以权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的财产的权利都是私有权。”这种财产私有权并不高于其他所有权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尽管宪法规范在私法领域的效力是最近比较热闹的一个话题，但人权住相对于国家的防御性权利，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当然，相对于过去，集体企业不再具有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者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
参见韩松：《论集体所有权的性质》，《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第36页。
陈端洪先生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所有权就是民法中的共有。参见陈端洪：《派他性与他者化：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以下。陈端洪先生的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种共有形式相对于传统民法学中的共有而言，存在着以下区别：共有人离开共有财产组成的团体时，可以获得自己的财产份额，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离开农村经济组织时，不一定能够取得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户口牵离该集体，就不能享有该集体的利益；传统民法中的共有人是确定的，而农村经济组织中集体财产的所有人是变动的，新嫁进的外村妇女可以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