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人控制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公司的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内部人在掌握公司信息上比外部人有优势。加之，他们大多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经营者，由他们来执掌公司的经营权和控制权，比股东或董事来执掌经营权和控制权更有效率，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公司的所有权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法人财产权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现代股份公司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理人员和股东的目标函数不同，经理人员利用掌握公司信息上的优势，用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和经营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侵蚀所有者利益，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营者管理才能和调动其积极性，并通过公司治理使经理人员的目标同股东目标相一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
　　在当前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表现有：①经理人员过分地在职消费，包括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购买高级轿车、豪华办公设施等。②化公为私。部分企业内部人蓄意提高进货价格或高息融资，以提取回扣，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损害企业利益，转移国有资产。③短期行为，不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过度使用国有资产。④上市公司中，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及时和不真实，欺骗股东和政府。⑤偷税漏税严重。⑥企业内部人利用上市机会购买“内部股”或认购证，牟取私利。⑦滥发工资和奖金，乱提职工福利，侵占利润。⑧损害小股东利益。有的公司不分红或少分红，大量拖欠债务，甚至亏损严重。可以说，我国国有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比比皆是，比西方国家和一般经济转轨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国国有公司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原因既有发达国家的共性，也有其他转轨国家的特性，更主要是我国国有公司内部人控制具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从一般原因来看，内部人控制是代理人同委托人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代理人同委托人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而导致的。从特殊原因来看，第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放权让利的改革中，提高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和使内部人合法地获得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承包制改革中，内部人获得了更多的甚至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规范，内部人事实上获得了一定控制权，可以说，内部人是企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不管采取何种改革方式，他们都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第二，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后，由于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不确定性，所有者主体往往被肢解，分散到各个不同的行政机关手中，有的国有资本甚至无代表机构持股。在目前“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情况下，政府同企业的关系不是以资本为纽带的出资人同企业的产权关系，而是一种行政授权的关系。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政府对企业在行政上表现为“超强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产权上的“超弱控制”。经理人员同政府博弈的结果是，一部分经理利用政府产权的超弱控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又利用政府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脱责任，转嫁自己的风险。第三，同上一点相联系，我国国有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统一，我们也没有像其他转型经济国家一样，通过私有化来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变事实上的控制权为合法的控制权。所以，不合法的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更加不合理，对企业的危害更大，极大地增加了所有者的代理成本。一方面，没有剩余索取的刺激，内部人的工作不努力，企业经营效益差，导致亏损严重；另一方面，内部人利用事实上的控制权为自己谋取自身利益，损害了所有者、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四，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由于国有公司的国有股持股人缺乏人格化代表，股东没有动力来监督和激励公司经理。在规范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拥有聘任、监督公司经理人员的权力，有权对经理人员作出奖惩的决定，甚至可以解除经理人员的职务。但事实上，我国国有公司的董事大多是内部董事，许多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董事会无法对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监督，甚至董事会成员同经理人员合谋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谋取私利。第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很难通过资本市场对经理人员实行有效约束。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当公司经营不善，业绩较差时，股东可以在市场上抛售股票，导致公司股票大幅度下跌，一些股东就可通过发动代理权竞争或敌意收购来接管公司的控制权，解雇经理人员，重新组织经营班子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仅仅给企业提供了一条融资渠道，因为流通股在总股本中所占比例较小，而国家股和法人股又高度集中，即使将上市公司中的流通股全部买进，也不可能取得该公司的控制权。在这里，无论是代理权竞争还是敌意收购都无法对经理进行有效约束。加之，我国真正企业家式的经理人员十分缺乏，经理人才市场也未建立，大多数经理人员由政府任命，使得经理人员的约束进一步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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