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也多有不满言论。例如,我曾就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写过一篇题为《挽起袖子向“高校收费”痛打十拳》的文章,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虽然文章标题说打十拳,但当时却只打出了五拳,即“专业区分收费”、“霸王条款收费”、“学历递增收费”、“勤工助学收费”以及“催债逼债收费”。后来,我还针对高等教育的其他问题写了系列文章,在一篇题为《“六一”之夜写信给儿子》的文章中,也提及了中小学教育收费的问题。但现在想来,这些言论好幼稚,就像没有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一样。因为,根据张维迎教授的说法,“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他这个研究结论彻底推翻了我的浅薄感性之见,我一直以为穷人上不起学与高收费很有关系,但现在才突然醒悟,原来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假如有谁认为张维迎教授是学者书呆子,说出来的的话可能不大令人信服,那么,看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这种怀疑可能会彻底消失。这话也成为2006年的十大狂言之一,那就是“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以后,我可能不大会再去关注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按照杨振宁先生的判断,“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
去年的阳春三月,我曾神经兮兮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采访收费、企业代言与学者的社会责任》,对学者一味地为企业家群体说话、代言等现象表达了我的不同声音。但现在看来,一年前的这个看法,简直可笑极了。经济学家钟伟对“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的回答是:“你让我代表的时候,我是不是始终会坚持你的利益,我应该支持谁?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只知道特定的群体应该做什么”。樊纲教授更加直言不讳,坦然表达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这么出名的有成就的专家都不为老百姓说话,甚至都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这个无名小卒,又操什么心、着什么急呢?
在性的问题上,我从来不保守,但也一直不开放,我要的是“中性”。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π的生日乱弹性权之琴》,指出了在性权利这一问题上,“好比是每个个体对圆周率π的具体数值掌握不同一样,有的人只允许自己或者自己只有能力记住3.14,有的则却可以记住后面若干数值。这一类比,其实就是民事权利的道德伦理属性在不同权利个体上的差异。但不管有多少差异,不管每个个体能够记住小数点后面多少位,但这个无穷大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超出π的,因为这里的π就好比是民事权利的法定性所指示的权利界限”。当时觉得我这个观点已经够解放的了,但看了著名性学家李银河的言论,我却发现:只要我写什么,什么就是小儿科。她在性问题上的主张,越来越大胆,直言“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把性权利上升到一般角度,我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