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郁闷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萧灼基教授也够可恶的，因为他断送了我成为北大教授的职业之路。我已说过，一般住房我都买不起且也不去买，更不用说别墅了。另外，笨手又笨脚的我，也绝不适合开车，我也不会随便拥有轿车。因为，永远不买车，也是我一生的追求。这么说来，即便我成了北大教授，也难以买的上轿车与别墅，按照萧灼基教授的观点，我的行为会影响现代化的判断指标。我是爱国的，可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中国实现现代化。
但没有轿车与别墅，我依然快乐。去年春节过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吉祥三宝”》，表达了我对生活良好的自我感觉。文章提到我的业余快乐主要来自网络生活，但现在回忆一下，真正给我带来快乐的，不是网络，而是农民和下岗工人。我要郑重感谢所有的农民与下岗工人，是他们给了我享乐的机会。因为按照厉以宁教授的观点，“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常常为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激不尽；现在，我又多了一条感谢父母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农民群体的两分子，农民的辛苦带来了少数人的快乐。厉以宁教授同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看到这话，我要深刻反省，因为我尽管没有为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大惊”过，但却不时有一些“小怪”。其实，更应该反省的是那些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大惊”的人，比如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因为他曾经将此作为理由之一发表公开信，痛批当时的
物权法草案。
刚毕业那时，我的工资收入还没有我就业前上学时打工收入的十分之一，心里不免郁闷。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我和表哥比学历》的文章，文章尽管讽刺现在富商制造假学历的现象，但也通过数据比较得出一个结论，“表哥比我大两岁，工作已经二十年，赚钱千百万；我比表哥小两岁，工作才有两个月，所赚仅够交房租。以我现在不到两千的月工资，要想赶超我表哥，至少需要500年”。现在回头再品位我这话话，确实暴露出了我当时些许的“仇富心理”。四年过去了，我现在时常极端地认为，小农经济思想才是推动社会法治与和谐的单纯思想。但小农经济思想绝不应包含“仇富”思想，相反，应该学习一下厉以宁教授的著名论断——“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只有具备这种心胸开阔的包容思想，才不至于使自己沦为“小肚鸡肠”。所以，每当我感叹中国现实贫富差距拉大并为此忧心忡忡时，就会翻看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结论，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看了这番言论，不得不佩服厉以宁教授的安慰我的本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社会要进步，必须拉大贫富差距。当然，我从此也会把富人当成我大哥，恭恭敬敬，绝无二心。
记得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别以为我不想当官》。说句老实话，毕业之初，我还是想报考公务员的，也想今生要去当官，并且小的芝麻官我还不想当，当就当大的，力争去做做“高层领导”。但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叫我当官，并且倒贴给我多少钱，或者以轿车与别墅为交换条件，我也不去当。因为，我的这一生，就是中国不断进行体制改革的一生。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说了，“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我不是一个纯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尽管不希望他人利益受损，但也绝不希望自己利益受损。而张维迎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当领导干部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这种自己受损的事情，我不大可能干，更何况做了官之后会“受损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