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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的程序价值
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享有适格的诉的利益，意味着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有启动司法程序进行救济的必要。虽然诉的利益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密不可分，但从性质上讲，诉的利益仍然是程序性的诉讼要件。一方面，行政诉权的性质就是程序权，行政诉权的行使以起诉权为重点，以获得公正审判为理想结果，其内涵当中并不包含胜诉权。原告能否胜诉，取决于实体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从程序法的意义而言，当事人只要认为其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不需要证明实质损害的发生，换句话说，实质损害发生与否并不影响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它只对当事人最终能否胜诉有影响。进一步来讲，当事人享有起诉资格，也仅仅是得到司法救济的机会，其是否享有最终的胜诉权，则要依据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经过严密的庭审程序，考察起诉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要件之后才能确定。因此，查明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判定原被告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都是审判阶段的职能，不应当在案件受理前以审查诉的利益的名义，对原告的实体权利做出判断，从而剥夺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
总之，诉的利益是行政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诉讼启动的程序性要件，承认诉的利益独立的程序价值，是对当事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尊重。
二、“诉的利益”的界定
（一）影响“诉的利益”界定的因素
1、权益保护范围的变化
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产生于自由经济时期，在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模式下，人们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即“从何处得到自由”，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当政府权力的行使仅限制在保护生命、自由、财产时，公民就名副其实地自由了。” 此时，政府的职责就是严格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公民的自由提供保障，其作用无非是一部机器中的“传送带”，立法机关制造出法律，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加以运用，如果出现问题就送到司法机关去解决。到了19世纪后期，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无力表现尽显无遗，社会矛盾激化，人们需要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并且开始追求一种积极自由，即“向……延伸自由”，人们转而相信“个体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他们的最大潜能”。 顺应这一趋势，政府的事务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逐渐延伸到包括公共教育、交通、医疗、邮政等在内的社会服务领域。伴随着政府职能由“公共权力”向“公共服务”的转变，法律保护的范围相应的产生了变化，并对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的界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1）从 “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
在古典自然法学“天赋人权”的理念中，生命、财产、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在以行使“公权力”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模式中，法律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着重于“自然权利”，即人的生存权，是一种较为低层次的权利保护，政府在维护公共秩序的过程中只要不主动侵犯私权利，即是安全的。但是当社会发展到政府不仅要保证公民的生存，还要使其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公民权利的范围扩展到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权利”。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意味着承载着权利救济功能的诉讼制度必须与之相适应，因此，调整诉的利益的范围，将社会权利的保护融入诉的利益的范围，是落实上述权利的具体体现。
（2）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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