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民法将具有物权之实的权利确立为物权，赋予其物权的效力，比仅认其为债权更有利于权利人，除非法律为强化债权而为其配置了若干附加的制度。据此推论，用水人基于具有物权效力的水权而非依靠债权用水，受法律保护的力度更强。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债权作为其用水的依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于用水权利的保护，国家不仅设有民法保护方法，更提供了除此而外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管理部门及相应的救济方法等。后者的保护效果更强于物权保护方法。例如，基于确保生存权的要求，家庭用水必须优先保障。为达此目的，国家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完善的设施，组成健全的管理组织，提供有效的行政、刑事的制裁 手段和民事的救济方式。一旦供水不足，凡有效措施都及时采取，问题便迅速地得到解决，远比单纯依赖物上请求权有效率。在这种背景下，物权与债权之间的差别在解决用水的效果方面显现不出来，或者表现得微乎其微，于是，用水人选择水权抑或债权作为用水的正当根据，显然无关紧要。就是说，在水资源所有与水的使用领域，水权制度以外的制度大量存在，它们并非先转化为水权制度而后规范水的使用关系，也不是透过
水法的原则、制度和规范来发挥作用，而是直接地调整着水资源所有权人、用水人、水管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发挥着有效的作用，使得相当数量的用水人选择了用水状态—用水人—债权的配置模式。这一事例告诫我们：其一，完善水权制度，制定物权法，我们应把视野放宽一些，注意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甚至于扩大到所有的社会制度的协调。换言之，“综合调整”的效果不可漠视。其二，在大环境良好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将社会政策、立法政策具体化为
水法的原则、制度和规范，尽可能地具体化为水权制度，来规范用水关系。反之，一味地倒向依赖水权制度以外的制度、政策直接解决用水问题，易使行政权力泛滥，使政策替代法律，弱化法治。在我国，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其三，即使在公法色彩浓厚的
水法领域，意思自治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立法者不得漠视。法律应同时提供水权与债权两类用水的法律依据，供用水人选择。
第三，水权在占有权能方面具有特殊性。水权中汲水权、引水权等一类同航运水权、竹木流放权等另一类在其权能方面差别极大。前一类不含有占有的权能。这既是它们所具有的以利用为重心的性质的反映，也是由水权的客体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融合一体的特点决定的，还是为保护其他用水人能够利用同一水资源所必需的。正如有人所说，水权具有两个要素：一是占用的优先权，二是依有益目的而最大限度地用水。对特定量的水享有权利则不是水权的本质，而是水所有权的关注点。前者包括就同一水资源优先于其他水权人而占用。它在枯水季节或者过度取用水体场合最显重要。于此场合，优先权保障最后取得水权者（下位序水权人）逆水权取得的先后顺序而削减，直到最早取得水权者能满足依有益目的用水为止。后者，即依有益目的用水，简称为有益用水（beneficialuse），是水权的衡量尺度、基础和边界。在所谓衡量尺度和基础的范围内，依有益用水的概念保障水权人能引取定量之水与存蓄定量之水，足以使用，实现目的。如果用水的有益性缺失，那么水权将被剥夺。[14]换言之，水权不包括任何继续利用无益设施的权利。[15]从另一角度认识水权以优先权与有益用水为要素，结论就是（汲水权、引水权等类型的）水权并非用水人实际占有特定之水的权利，不是占有权，只是有益用水的权利。[16]
汲水权、引水权等水权不含有占有权，不但在地表水作客体场合如此，在地下水为客体的情况下亦然。因为与矿业权具有客体的复合性（特定矿区或工作区的地下土壤与其所含的矿产资源）与权利构成的复合性（勘探、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与地下使用权）不同，[17]水权的客体仅仅是水，不包含承载水或蓄含水的土地；水权的构成中亦无土地使用权。既然如此，水权不含有占有权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