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属于何种类型的权利？一种观点认为，水权是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种权利，也是一项法律制度。[3]另一种观点主张，水权就是水资源所有权和各种用水权利与义务的行为准则和规则，它通常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开发使用权、经营权以及与水有关的其他权益。[4]前者思考的方向正确，后者值得商榷，理由有三。第一，这违反了财产权体系内部的位阶关系。水 权属于财产权。[5]而在财产权体系中，水资源所有权的上位权利是财产所有权，再上位权利是物权，不会是水权。水权概念若有存在的必要，逻辑上只能是水资源所有权的下位概念。所以，“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开发使用权”说是把水权作为了水资源所有权的上位概念，这不符合民法逻辑。正如有人所说，水权不是对水的占有权、所有权，水权人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水所有权上的利益（interest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water itself），受保护的权利只是用水权。[6]第二，如果一个人既对水资源享有所有权，又自己利用该水资源，那么，在法律上只设置水资源所有权制度便足矣，没有水权制度存在的必要。只有在非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利益而需要使用水资源时，为清楚地划分他与所有人之间的利益，也为了对抗其他人，才有设置水权制度的必要。
在这种背景下存在的水权，恐怕它只会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系分离该所有权中的使用、受益诸权能而形成的他物权。由此可见“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开发使用权”说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第三，在中国，它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立法原意以及具体规定。
水法区分了水资源所有权和开发利用权，强调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属于集体所有的，仅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至于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仅享有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权利（第
3条）。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水权。这两类权利是各自独立的。前者不得易其主体，而后者则可以转让。第四，从比较分析的角度观察，会发现至少通说都主张水权不含有水资源所有权。在美国西部，大多数
水法都宣称公有权存在于水资源之上，采用先占用原则规律用水权，用水人从州的水资源管理部门获得许可证时，该用水权就是水权。[7]在日本，学说认为水权是利用水的权利，而非对水享有所有权。[8]我国台湾水利法规定，水权是依法对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第15条），可归团体公司或人民取得，而水资源所有权则只归国家享有（第2条）。可见水权不含有水资源所有权。由此可知，“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开发使用权”说显然忽视了水资源所有权和水权之间的性质差别。
应予指出，对于普通的市场主体来说，其用水根据至少有两类，一是水权，二是水合同及其债权。水合同债权虽是用水人使用水的权利，但它不具有物权的性质与效力，仅仅是债权。就是说，水权的真实含义窄于其定义的字面意义，仅指具有（准）物权性质及效力的用水资格。
水自身为“动产”，但水权却是不动产权益。[9]因水权派生于水资源所有权，故水权属于他物权；因它是权利人使用水并获得利益，而不是为担保债权的实现，故它为用益物权，即为特定的用途从特定的源流而引取、使用水的权利。[10]但同一般的用益物权相比，水权具有以下自身的特点，于是人们称其为准物权。
第一，客体具有特殊性。水权的客体是水，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它存在于河流、湖泊、池塘、地下径流、地下土壤之中。当水由用水人从河流、湖泊等处引取来存蓄于自己的水池、水塔等容器里时，它就不再是水权的客体（更不是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而是水所有权的客体。除极少数情形外，作为水权客体的水，在物理上并未与水资源相分离地孤立地存在着，而是融汇于水资 源中，是水资源的一部分。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在水权设定时直至行使前，水权的客体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是融为一体，在物理上无法识别出独立性的。按照传统的界定特定物的标准衡量，水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但另一方面，水权确实在质与量上存在着，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如果彻底而绝对地否认水权客体的特定性，又如何在范围上使水权同水资源所有权区别开呢？况且人们都承认这样的原理：物权系主体直接支配客体的权利，只有客体特定才能实现支配，故客体的特定性便为物权的一大特征。[11]水权同为支配权，逻辑上亦要求其客体具有特定性。对此，应如何认识呢？笔者认为，一应反思客体一律自物权设定之时就必须具备特定性的僵硬模式，承认支配力及其内容的不同对客体何时具备特定性的要求并非一致；二应反思特定性等同于同一性的结论，承认客体特定性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类型的物权中不尽相同；三应探讨水权客体的特定性能否依赖水的量化及其方式来体现，解释客体的特定性可以有一定的弹性。以往理解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基本上是聚焦于客体自始至终保持不变这点上，简言之，将特定性等同于同一性。实际上，这仅仅反映了所有权和一般用益物权对其客体在存续上须保持同一性的要求。其错误在于，其一，它不适当地舍弃了物权客体特定性在空间上的要求；其二，它将所有权和一般用益物权对其客体特定性的要求武断地上升为全部物权的要求。这种以偏概全地界定客体特定性的思路应予改变。经过反思，笔者认为，对客体的特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弹性把握。其一，客体的特定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客体有明确的范围，不得以他物替代；在客体的存续上即表现为同一性。其二，客体的特定性表现为客体的定量化，股权客体的特定性为其著例（当然，有学说否认股权为物权）。其三，客体的特定性由特定地域加以确定，探矿权客体的特定性即如此。其四，客体的特定性由特定的期限加以固定，浮动抵押权客体的特定性系例证之一。之所以如此宽泛地解释客体的特定性，是因为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并非物权的初始要求，它来自于物权人支配客体的需要，更终极地说来自于实现物权目的的需要。所以，界定物权客体的特定性，主要地应从支配客体的要求与物权目的实现需要的方面着眼，同时要兼顾登记、公示的技术要求。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可得如下结论：其一，就不以登记为成立要件或者对抗要件的物权而言，物权行使时其客体特定化即可，不必强求客体的特定性必须在物权设定时完成；对以登记为成立要件或者对抗要件的物权来说，基于登记的技术要求和公示的需要，物权成立时其客体应特定，但在浮动抵押权、水权等类型的物权场合，其客体的特定性在物权成立时要求不严格，待物权行使时再精确化，不会产生不适当的结果。其二，若通过特定的数量、特定的地域或者特定的期限等方式能使物权人直接支配客体，实现物权目的，就可以认定该客体具有特定性，至少在物权行使时具有特定性。笔者认为，水权客体的特定性就因个案情形而会分别呈现出上述四种形态之一：有的以一定的水量界定水权客体，有的以特定的水域面积界定水权客体，有的单纯地以特定地域面积界定水权客体（以地下水作客体场合即如此），有的以一定期限的用水作为水权的客体。也正因为对水权客体特定性的界定富有如此之弹性，所以，某些类型（如后两种类型）的所谓特定性，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特定性。如此，物权客体须具有特定性的通说就需要重新检讨。同时，基于探矿权客体的不确定性，就得出准物权的客体具有不特定性的结论，也不够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