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
著作权法》为例。我国《
著作权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护作者等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保护邻接权人的利益并举，以达到既促进优秀作品的创作，又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的目的。处理好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利益关系，始终是《
著作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原因是，作品创作和作品的传播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没有“源”当然谈上“流”，作品的传播自然是建立在作品的创作的基础之上。但是，作品的传播对于实现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也具有关键意义。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作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将很难实现。如果再考虑到社会公众对作品的需要和利用，作品的传播的意义就更大。正是基于此，我国《
著作权法》在确立以保护作者权益为核心的同时，注重协调著作权和邻接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均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5] 实践证明，这较好地实现了
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应当说，在促进智力创造与传播上，商业秘密法律有其特殊性。尽管商业秘密法律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促进智力创造的公开和传播，因为它以保密作为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整个制度的层面上，商业秘密制度最终是促进了智力上的努力。所以，以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否认激励创造与传播的平衡这一特点是不可取的
2.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的需求、使用之间的平衡
从“利益”的角度看，在智力产品中，智力创造者和其他对该智力创造物享有权利的知识产权人以及社会公众都有合法的利益。创造者的合法利益的根基是基于其智力创造的事实行为，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的根基则在于智力产品的社会性、继承性、人类自身发展对知识共有物的合法的需求。只要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思想的公有，它能够被每个人不受限制地使用，那么每个人至少与在荒野中第一个占有资源的人一样，有机会去占有思想。在那些通过私有化从公有中移除的那些思想与社会主要依靠的那些思想之间，有一个平衡。这有点类似于罗尔斯的关于不同时代之间对待公正的问题的观点。罗尔斯认为，不同时代之间一个固定比例的留存准许每一个时代有同样的收获并在未来做同样的投资。[6] 这可很好地印证知识产权。像在一个思想的银行投资一样，思想的公有增加了。在一个特定的智力创造物中，存在着智力创造者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潜在使用者的利益需求。使用者的使用可能是作为“公有”的思想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作为“专有”的部分。专有的部分之所以也能够被作为使用的对象，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中已经限制了这部分专有的权利，以便利公众的接近。这种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则是创造者对智力产品的专有和社会公众对其合法的、正当的需求的平衡。实际上，试图阻止个人性地使用他人的发明或者创作物可能会严重地威胁到他的个人主权。作者创作和发明者进行发明的意义和尊严也要求他人来使用创作物或发明以促进智力产品的公开和流转。但问题是，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和知识产品的使用和消费者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不同的：知识产品的生产者追求垄断利润的最大化，可能会忽视社会对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合法的最大化的需求；知识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则从知识产品的公共商品的特性出发，他们会追求怎样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大关注是否会损害知识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信息和非竞争性商品的角度看，为允许最大限度地接近信息，知识产权法在实现最佳社会效用目标中存在一个信息分配的问题。这样也提出了在激励信息的创造与信息的接近之间建立一个理想的平衡的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对智力创造的激励与公众对智力创造的使用与需求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