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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只有单位或大亨们才用支票，一般人很少或从不用支票，好像这些人无用支票的资格。货币改革，促使交易活动必须使用支票，这样，人人都可过一回“大老板”的瘾，大笔一挥，签一张支票，就完成交易，使平民与大亨们享受平等待遇。
长辈赠送晚辈，完全可以签发一张支票。得到这份支票式的礼物，一定也会兴高采烈，因等于得到了一把钱。使用它，和使用钞票一样，照样能换宝贝。
如认为支票上表示财产数量的数字就是货币，那么它肯定是数字币。因一张支票，可填１，也可填２，是随心所欲书写的数字。又因公私设置账本，也是用数字表示财产的多少，故而称为数字币。
公私掌握的这些数字，是象征性的东西。在无交易的情况下，或在旅途中，数字不必展现，可是一些印象，需要时才临时拟定某一数字。
数字币是人的印象，无重量和体积，因而发行、流通不需运输工具，用光波、电磁波在传播信息的网络上就能传递，简单、快捷、成本低廉。所以，使用数字币，是网络时代的必然。即使无数字币，各界也会寻求适于自身特点的货币形式，如“电子币”等。它们虽不叫数字币，但实质就是数字币。这些“币”，也是在信息时代应运而生，它们虽是“幸运儿”，但无法定的特性。
数字币“制作”非常简单，不必“故弄玄虚”，即不需森严壁垒的印刷厂，又无需基质的原材料和复杂的印技，省去了设计和制版程序，几乎人人都会“制作”，都能轻易、快速“制作”。这样一来，会有人担心发生虚拟货币事件，尤其担心认证机构的职员虚拟。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因货币发行权在国家一方，任何人不可能随意书写一组数字，就获得巨额财产。只有国家“钦定”、掌控的数字，才能充当财产。国家不能控制的、高墙上随意书写的、计算器上显示的、以及脱口而出的数字，都不是货币，它们只能是人随心所欲玩弄的纯数字。
国家发行货币，不能直接拨到千家万户，而是拨到某一认证机构。认证机构得到货币后，再次进行划拨，公私才能得到。有增加者，必有减少者，增加者每增一分，认证机构就减一分，这是一种对称，任何人都难以破坏这种对称性。再如交易活动，有钱的增加，必有商品减少，有商品增加，必有钱的减少，同样是一种对称，这种对称也同样难以被破坏。所以，对称模式，是防止财产非法增减的严谨机制。认证机构的职员只是工作岗位不同，其它任何权力都与一般公民相同，并无特权。他们虽接触公私财产（货币），但无权动用，试图为自己或他人非法增加一分钱，无法做到。财产的来源与去向同时被记录，是震慑犯罪的重要措施，如有人胆敢非法增加，等于自己为自己备了案，傻子也不会干那样的蠢事，认证机构也不会招聘一批傻子做职员！
使用数字币，需特殊的制约机制。如财产认证体系是信息、网络时代的产物，那么，数字币就是财产认证体系的产物，数字币只能适用于这样的管理模式。高科技和新的财产管理体系，以及国家掌控货币的措施，为使用数字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行的财产管理模式，绝不适用数字币。当前为何假币层出不穷，皆因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所致，即只有财产增减双方就能完成财产增减，无需第三者的协助，因而国家不能监督、控制增减活动。使用假币者，干完坏事就溜之大吉，很难限制他们，很难逮着他们。他们得到的非法财产，无非法的“烙印”，因而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再次使用。
数字币制作简单，因而需要特殊的制约机制，即必须规范化使用，这恰恰是安全的保障。规范化使用，就能防止滥用。传统货币设计复杂、制作困难，设计者、发行者，以为这就是安全的保证，因而不需特殊的制约机制，这恰恰是人们犯下的严重错误。制作复杂，不等于不能制作，不能制作，也就无货币。难以制作，只是一般的人不能制作，特殊的人不会感到困难。有一人非法制作，就会造成混乱，无需太多的造假者。纸币已发行，就彻底失去控制权，因而极易导致滥用。简单的东西，必然重视它的制约机制，复杂的东西，往往忽视它的制约机制，这也是人的思维惯性。因易制作，才千方百计地寻求制约之策，因不能后期、长久制约，才千方百计的使货币复杂化。目前使用的人民币、美元、英镑，其制作之精良，防伪手段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尚有假币出现。与货币打交道者，几乎都遇到过假币。所以，伪造或虚拟货币的关键不在于制作的简单与否，而是制约机制是否严谨，不能限制使用，就会有人疯狂的伪造或虚拟。就像捡贝壳（古代曾用贝壳作货币）一样，人人都能捡，孩童也能捡一堆，并因此发大财（这是废除贝壳货币的重要原因）。只要能控制货币流通，多么简单的币也无人伪造。实施财产认证，财产增减双方受到认证机构的制约，即不能无理由的增加，又不能无理由的减少，并有量化这个拿手的招数加以震慑。只要有量化，任何人都不敢胡作非为，不怕闹得欢，就怕拉清单。一旦发生财产增减，认证机构就为财产增减双方进行了公证，建立了档案，这样一来，谁还敢做坏事？真币在违法的情况下，尚且不能增减，假币或虚拟币就更难找到“用武之地”了。脱离了财产认证机构，无论啥币，都是废物，吃不能吃，穿不能穿，增不能增，减不能减。就连闪闪发光的金币，也是废物一块！
数字与载体，都易得到。谁的头脑中无数字，谁不认的数字？即使未上学者，也认识一、二、三。谁还弄不到一两本廉价的支票？但谁都难以使用极易仿制的载体和开口就能涌出一大串的数字，这由国家参与财产增减这个先决条件所决定。购销双方不能直接付款，必须通过认证机构方能进行。认证机构不但充当媒介，同时还为双方“授权”，才能使用属于自己的货币，未经再次“授权”，即使属于自己的货币也不能使用，这便是财产认证机制的制约功效。试想，无国家参与财产增减活动这个先决条件，还能使用数字币？定会发生大混乱。那样，数字只能是数字，无论打扮得多么妖艳，也决不是一位“佳人”，更不是一堆黄金。谁也不会接受一组毫无意义的数字，销售者自己也可书写一组具有艺术价值的数字，不需他人的撇脚字。书写数字，比捡贝克容易，不必到滩涂海湾，在温暖的被窝里都可进行。人人都可以朝写幕录，积累庞大的数字，都成了印象中的大富豪，使用数字币，也就成了疯子与呆子的一场游戏。
无论哪一国的货币、哪一种货币，皆为方便。用很小的一张“纸片”，就能交换对方的大量物品。现行的货币，方便性毋庸置疑，但忽视了安全问题。安全问题，重于方便问题，无安全，便无方便。过于方便，往往会造成安全隐患，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货币的发行，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象征。无国家，便无通用的货币，政权丧失，已发行的纸币就是一堆废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上凝聚着国家权力。所以，使用货币，就是在享用国家特权。
国家可控的使用货币活动，是权力的直接赋予，不可控的，是权力的间接赋予。直接赋予，是国家“亲自”动作。“亲自”动作，完全符合国家意图，国家不可能容忍黑势力使用货币，更不会将巨额资金拨给敌人。间接赋予，是公私的替代行为。这种替代，具有过度的自主性，有时符合国家意图，有时又会相悖，但完全符合替代者的意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既无条件的给予了替代者权力，就能随心所欲！
目前的通用币，是国家权力的物化，掌握者等于得到了预付的国家权力，不需举行任何仪式，就能得到，并能将其二次性转移。再次得到者，等于国家权力的接力，而这种“接力赛”,人人都可参与，并不仅限于“种子选手”，或“尖子选手”。既可永久、大量储藏或毁灭，造成资金紧缺，又可突然大量抛出，垄断市场，或造成通货膨胀。既可以用其做好事，又可以用其做坏事。人人都可使用，可永久、反复使用，只要货币未损坏，就无人拒收，国家权力就可以继续传递。
传统货币的制作属于模式化，使用方法却属于“非模式化”，未做到彻底的“模式化”。因而国家只能对货币进行初始和宏观性的调控（货币的制作、发行、银行的调节作用等），再次或微观性的调控，就显得薄弱或彻底失去控制力，属于“粗放型经营”。
权力本是非物质化的东西，是主观意志的体现，该是鲜活、主动、程式化的，强行给它寻找一个载体，固化，并能随载体转移，国家权力就会失去主动性，就成了很僵硬的东西，就难以保证正确行使。就像古人使用令箭，首脑指令凝聚其上，敌对双方皆能使用，谁获得，谁就具有使用权，权力均等。为防盗用，制作、发放令箭者，通常采取直接发放、严加保管或经常更换种类等措施。货币并未采取如令箭那样的防范措施，而是广泛抛洒，抛出去就一劳永逸，从此不再掌管、更换，何人继续使用，怎样用，不闻不问。造成国家权力任由他人掌握、使用，国家反而不能掌握、使用的局面。这样的做法，出问题易于理解，不出问题反而难以理解。
国家把权力，局限在一张纸片上，而纸片可随风飘荡，满天散落，即能落到干净的地方，又能落到肮脏的地方。这等于把国家权力“随意处置”或“廉价处理”。公私正常使用货币，等于在享受国家权力；违法者使用，是在滥用国家权力；犯罪分子使用，是在盗用国家权力；敌对势力使用，等于国家权力的出卖；随意损毁、改造货币，不但是对劳动的不尊重，同时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国家权力，本应服务于人民，但却为犯罪分子服务。如货币是财产的证明，是交易的方便，那么违法犯罪者拥有、使用货币，国家就是在为敌人提供方便和作证，虽初衷不是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
使用数字币，着眼点不仅仅为方便，更为安全。所以，数字币使用需证明人、媒介，并应按预设程序进行，比使用传统货币，增加了一些步骤。这些步骤，就是国家为公私赋予权力的仪式，就是获得权力难度的增加。难度的增加，就是安全系数的增加，就是对权力的珍重，就是科学、严谨的标志。
数字币的国家权力行使，是特定人员的具体操作，体现在认证机构的职员为财产增减者转账的过程中。这些活动，只能局限在认证机构框架之内，只能由专职人员完成。职员之权，是国家特别的赋予。认证机构外的人无法介入，国家未赋予他们权力，任何人想进行这样的工作，都是痴心妄想。认证机构为公私转账，公私就是在享受国家权力，转账完毕，权力行使完毕。离开工作人员的协助，即使拥有亿万货币，也休想动一分一豪，这是数字币与传统币的本质区别。
数字币，属于“非模式化”制作，“模式化”使用，与传统币的制作、使用理念，截然相反。数字币的使用，是国家权力临时、程式化赋予。因而国家权力不能私自、轻易、秘密享用，需专门的机构协助方能享用，亦即等于国家自己掌握、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在为使用者赋予权力时，是为专人赋予，是有的放矢，需分清是非，划分敌友。有权使用者，才临时为其赋予使用权，一旦发挥作用，就立即收回权力（认证机购再次掌控货币），消除公私的替代行为，防止他人滥用或盗用。无权使用者，永远无人为其赋予权力，永远不能使用。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国家权力的鲜活性、自主性、严肃性、准确性。
数字币，既无颜色，又无形状和质量，不用时，看不见，摸不着，两手空空，分毫无有，使用时，才在载体上标示，几豪、几分、几元、乃至万万元，并无定数。在头脑中储存，可是大概印象，不必死记硬背，只需记住自己有钱便可，准确与否，并不重要。
旅行中，数字在人脑中储存，载体随人体移动，数字是数字，载体是载体，载体与数值两分开，并不具备货币的实体和功能。它们虽都与财产增减有关，但都不代表货币，还是一堆半成品，具有临界效应，使用时才临时“制作”，才能证明它就是财产或财产的转移。丢失了载体，丢失不了数字，忘记了数字，忘记不了载体。确实忘记了数字，可以仔细回想，或向认证机构查询，确实丢失了载体，可申请补发。
数字在头脑中储存，无人抢夺，绝对安全，谁也不会把人脑打开，去抢那并不难得、凭想象就有的数字。再则人脑打开，除人脑外，一切皆无，即找不到金子，也找不到银子，就连数字也会无影无踪。即使数字、载体全被抢去，但谁也无法抢走使用权。抢夺者自以为是“东西”，国家不承认它是“东西”，所以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无人再次赋予使用权，等于抢走一堆垃圾。即使被胁迫，而将货币转给他人，但国家不答应，还会给你追回来。所以，数字币，贼子不能偷，强盗不能抢，造假者不能伪造，骗子无法骗取，粗心大意者无法丢失，企图不劳而获者无法捡拾，不怕火烧、刀砍、磨损、虫咬、腐蚀、雷击、狂风骤雨，是最坚硬、最新颖、最科学、成本最低、最便于传递、最安全、最简单的币，是最适于网络时代的币。即使有人突发癫狂，妄图销毁属于自己的币，也做不到。即使人被淹没在汪洋大海，随身携带的东西全被冲走（包括支票），也冲不走头脑中的印象，只要一息尚存，就能继续使用自己的货币。即使忘的一干二净，认证机构也可以兼提醒义务。有这多优点，哪一种币还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何理由拒绝使用数字币？
假设发生类似抢劫银行案，即歹徒强迫认证机构的人员为其账户增加数字，那么，这些数字就成为永远公开的罪证。即使被胁迫者不敢报案，他们下班或调离之后，也会被接替者发现。所以，不会发生抢劫认证机构案，一旦发生，抢劫者定是神经病。
使用数字币，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前所未有的局面，即应得的人极易得到，有权使用的人皆可使用，不应得的人虽也能轻易得到（胡编一串数字）但却无法使用。不能使用，就不会冒险去争取，得也等于未得。明明是大量财产，却可粗心大意处置，越粗心大意，反而越安全。而当前使用的币，非常难得，有人却挖空心思去抢，而且能抢到手，绞尽脑汁保存它，却不能妥善保管。两者对比，何其鲜明！这是财产认证机制给侵财者出的一道天大难题，是为公民打造的最保险，却无一颗钉、一寸铁的无形保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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