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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国家才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才颁布了一项又一项的法律，才设立了一级又一级的管理机构，才有许多人奋战在财务管理岗位上。经多年研究、实践、改革，已形成公财管理体系。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设有会计、出纳、保管员、账簿、仓库，以及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从法制的角度，制订了更为严历的制裁措施，设有贪污贿赂、玩忽职守，诈骗、抢劫、重大责任事故、盗窃罪等，用以打击侵吞公财或造成严重损失的违法犯罪。多项措施并举，较好的保障了公财的安全。
单位的财产，计划用多少，实际用多少，生产、节余、亏损多少，有多少家底，必须纪录在案，看的见，摸的住，数的清。
第六节 公财管理的漏洞
公财管理已较完善，是相对私财管理而言，就现行的管理模式，并非无懈可击，仍存许多漏洞。
公财管理，虽有章可循，但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出差错。一旦出错，由谁审查？一般是单位内部、上级领导、审计部门，特殊情况下才动用执法机关。
内部监督，正常情况下还是有效的，假如出现意外——主要领导和次要领导、领导和财会人员成为“一丘之貉”时，内部监督就会失去效力。为共同的利益，他们会暂时妥协。据有关部门统计，贪污公财案，一部分是由情妇、群众揭发而暴露，另一部分是被其它案件牵连出来的，被领导查处的很少，被同伙揭发的更少！
公财的增减，除受内部监督外，还受上级监督。但上下级的关系，十分紧密，难以割裂。上级的部署，甚至个人的意图，靠下级完成，下级的成绩评审、职位升迁由上级负责。这微妙的关系，难免形成“统一战线”。
国家审计，不失为好措施。但目前不可能派大批审查团，对所有的单位进行审计、时时审计、事事审计。公财的增减，涉及众多对象，可是天南，也可是海北，因而难以做到全面审计。如全面审计，必须对所有的增减对象进行连带审计，产生连锁反应，不然审计就不彻底。但连锁反应的结果，就是大范围扩散，可扩大到全国，甚至波及世界，这样一来，与实施财产认证，就大同小异了。如只对本单位进行审计，则只有清洗“里”的动作，无清洗“表”的动作，从而难以查清事实。如只对一两个对象进行连带审计，难免犯片面性错误。
审计工作，有“秋后”算账的嫌疑。半年、几年或罪行暴露后，才采取行动，不能对每次财产增减进行审计，因而不能及时纠正财产增减过程中的错误。即使发现错误，但为时已晚。有些损失，无法挽回，只能对当事人采取刑罚措施，使单位蒙受巨大损失。
政府采购，也切实可行，据河北日报2003年2月19日报道，石家庄市自1998年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来，累计采购近8.9亿元，节约开支1.6亿元，节支率达百分之十七点九。政府采购，是防止公财被分流的重要措施，是被众多不正常现象逼迫所致，这充分证明财产认证的必要性。
政府采购，即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仍存一些缺陷。一些小额财产，一些小单位，难以实施政府采购。一些私营企业，不能实施政府采购。与其“小打小闹”，不如建立专门机构，转为专项活动，在全国推广，大级别，小级别，民营企业，民间组织，乃至家庭，都实施“政府采购”。这样，就等于实施了财产认证。
执法机关对犯罪分子的惩治，也是预防公财被侵犯的措施。但案件未暴露，执法机关无法进入审理程序，多么强大的执法机构，素质多么好的侦查人员，也难发挥作用，只能作为预备队待命。只要财产管理模式不改革，谁也不能保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财产就能免遭侵犯。
公财易遭侵犯，是因公财增减信息的采集不科学，不能形成较长的证据链，因而证明力很弱。制造证据的人，并未按要求去做，而是“公事私办”。国家未设置一种机制，迫使公务人员“公事公办”，所有的证据，都是私自制造的，或夹杂着私心杂念。又因公财，被管理公务者掌握着，增减全由他们决策或负责，侵吞公物，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上诸多因素，不但使人有侵吞公财之机，且有漏网的可能。如某单位搞招待，需在饭店就餐。就餐单位支出现金后，饭店便给单位开一张发票，它就是单位记账的依据，或者说是单位采集的财产增减信息。发票上表示饭店财产增加的数额，与单位减少的数额一致，表面上，公财似乎未受损，实际大有文章。每种食品的价格，因时令、质量、数量、地区、饭店、饭店等级等不同而不同，因而价格非常混乱，随意性很大。一般情况是饭店方与单位人员协商决定，既是协商，就给了承办人很大的权利和搞阴谋的时机。饭店为招揽大客户，也会适量给承办人一些回扣。这些回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可能出在老板身上，老板本非“羊”，不会产“羊毛”。又因每次就餐人数、次数、招待费，无法预先确定，只能随行就市，临时决定。精美的食品上桌后，审查者不可能随身携带专用器具，检测即将入口的菜肴，更不可能即时召开现场会，邀请多方公审饭菜的价格。宴会即将开始，就餐者急不可待，当场审查，也不合时宜，谁愿倒众人的胃口，把精美的食品搞得乱七八糟？就餐者也不一定有审查的责任，只要饭菜香甜可口，花多少钱，花了谁的钱，并不在乎。多数人认为，花钱越多越好，恨不能尝尽美味佳肴。开宴后，众人风卷残云，食物全被咬碎，并吞到肚子里，从此无影无踪。就餐者吃的什么、价格是否合理，当即不能审查，日后更难考证。有关人却可趁机虚拟招待次数或篡改某一次的数额，中饱私囊。招待完毕，该单位减少财产为Ｘ＋Ｙ，（Ｘ为应当支出数目，Ｙ为被虚拟数目），饭店实际增加Ｘ（饭店应当增加Ｘ），Ｙ被分流。单位得到的起证据作用的发票，是一则虚假信息。经办者与饭店方共同实施了伪造行为。这些虚假的东西，却当宝贝保存着。一旦受到审查，就拿其做“挡箭牌”。只有饭店实际增加财产的信息和贪污分子家财增加的信息，是真实的东西，得到Ｘ，就增加Ｘ，贪污Ｙ，就增加Ｙ。但这些真实的信息，却被双方进行了严密封锁，致使内部人难以采集，国家不能采集，外部人更无法采集。虚假的东四，堂而皇之，任凭端详。真实的东西，却被遮掩，难露真相。有些单位号称吃喝大户，但巨额财产，未必全被工作人员吃到肚子里，而是另有得主，就餐者在背黑锅。
饭店为何甘愿作伪证呢？绝对事出有因。一是利益的趋使，谁也不愿与“财神爷”失之交臂。伪造一份信息，迎合一些人的意图，可为下次增加收入，创造时机。二是自己无任何损失，不管发票怎样开，家财未减分豪，这正是敢于甚至乐于开假发票的原因。对方想要多少，就填写多少。被人“奸污”了，不知羞耻，反而觉得惬意。如多开部分，由自家支付，他们才不干呢，肯定给对方扣顶“强奸”帽。三是惧怕权力，既是为单位办事，那些人就有一定权势，谁也不愿得罪当官的，巴结还来不及呢。既体现了一些人巴结奉承的心理，也体现了一些人的官僚作风。承办人有不合理的要求，也不敢违抗，也只能做昧良心之事。四是认识上有问题，认为公财非私财，损失多少，于己无关，谁有本事谁拿，忘记了自己曾是纳税人，忘记了主人翁的身份。
即使饭店方和单位经办人反目成仇，举报了贪污者，有关部门也很难查清此案。饭店方说得了Ｘ，经办者却说其得了Ｘ＋Ｙ，谁说的对呢？哪是铁的证据？因单位记账是“单边行动”，饭店由于种种原因未设账本，或账本本是一件虚设的废物，起不到证据作用。经办人的家财增加，同样无证据，更难查清。饭店巨大营业额，是众食客付款之和，既有公款，也含私款。这些款，又会随时支出，是谁“赞助”，再次支出多少，总量多少，谁能知晓？即无法证明饭店有一亿元，又无法证明有一元，只能说是“一箩筐”。又因财产增减过程，未设三媒六证的机制。饭店和单位人员，不可能全部参与，只有双方承办人参与，是代表性的参与。他们只需片刻的耳语，就能达成“协议”，就能促成就餐事宜。开一张发票，也只需几秒的时间和很少的纸墨，无需伤筋动骨的剧烈动作。数字随便填，当场无人监督，事后无人审查。如此简单的过程，极易完成，只要单位有钱，谁都能完成，并不需很高的“工作能力”。一旦完成，就成为既定事实，事过境迁，谁也无法翻案。饭店即无法反证自己得到Ｘ，又无法正证他人得到Ｙ。连当事人都说不清，谁还说的清？经办人却握有饭店方亲笔书写的Ｘ＋Ｙ的发票，黑纸白字，清清楚楚，已经固化，便“铁证如山”。开票者，还能出尔反尔，还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又因单位与饭店，确曾发生了财产关系，非子虚乌有，经办人的所作所为，不由人不相信。那些聚餐者，也能为经办者挡风，他们希望再被邀请。由此看来，“证据”对饭店不利，反而对贪污者有利，举报必将难以成功。经办人来个“倒搭一耙”，告饭店一个诬告罪，却似乎能胜诉。基于这种情况，饭店方也不轻易搞举报。除非饭店预先设下圈套，录制了音像资料，才有成功的可能。但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无反目的导火索，一心只想发财的饭店，不可能冒着“风险”，煞费苦心的搞“阴谋”。果真那样，就会影响饭店的“信誉”，就会造成门可罗雀的局面，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多数情况是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公有单位。因这些饭店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信誉”，人们才会趋之若鹜，并做“回头客”，饭店才会迎来财源滚滚的局面。饭店有招待的能力，单位负责人有选择的权力，饭菜做得好不好，是饭店的水平问题，选择那个饭店，是负责人的权力问题，谁也无法左右谁。所以贪污极易进行，贪污多少，都难以发现破绽，被侵犯的单位不显山，得手者不露水，助纣为虐者未留蛛丝马迹。
发票是犯罪分子最宠爱的玩物，简直就是发财的金钥匙，他们会死抓不放。凡是侵吞公物者，都把伪造发票作为突破口，是实施犯罪的重要步骤，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更有甚者，竟公然兜售假发票，许多公共场所，都有叫卖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买卖兴隆，致使假发票不断流向各地。这些假货，将作为证据而发挥“重要”作用，从此，不知多少阴谋诡计正在酝酿，不知多少案件即将面世，不知多少公财又要遭殃。发票本是发生交易活动后销售者提供的免费项目，却被人当作商品销售，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件。卖票者，无厂房、员工、机器、执照，只有小小的一叠发票，照样能奔小康。如运气好碰撞了大客户，一分钟就能挣几百元。只要有人需要，或敢要，售票者可提供一张购买月亮的发票。无论购买一轮月亮还是一粒芝麻，发票的制作成本都一样。
发票作为公财变更的证据，应是最科学、最重要、最真实的东西，恰恰相反，极易被伪造的东西就是发票。发票是记载财产增减事件的载体，对于审查机构和监督者来说，是固化后的信息，即二次信息。这些信息，即使真实地反映财产增减活动，也是加工后的产物，而非“原始面貌”。既可后期制作，就能“改头换面”。承办公务者如大公无私，会把头脑中形成的真实印象进行物化，负有监督责任的人，所得信息就会真实，实用。如承办人非清廉之辈，就会伪造公财增减信息，伪造的东西光明正大地载入账簿。客观上，可以伪造，主观上，又很想伪造，事实上，很多人在伪造。
单位采集的二次财产增减信息，与一次信息不一致，因而公财增减信息，属于非对称信息。多数信息，只能证明购物单位减少了多少款，证据力很强，不能证明销售方增加了多少款，证据力很弱，一强一弱，反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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