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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性的财产，只限于即将成为合法财产的范围。合法财产，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了“贵族”身份，封号只是迟早的问题。如允许栽培的植物，一旦收获，并申报，就属于合法财产。自始至终都不能成为合法的财产，无临界性，只有非法性。如抢劫或非法开采的物品，从抢劫、开采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其非法性，不会有合法性，也不给与其临界性。
第八节 合法与非法财产的区别
所有的财产，都是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总和，都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载体，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财产使用时，无国家、家庭、姓氏之分，感觉都一样，这由财产的自然属性所决定。但非法与合法财产却有区别，除了定义财产的名称和自然属性一致外，其它的都会不同。如同是钞票，财产的类型相同，用途相同，但来源不同，合法财产是劳动收获或被授予的结果，非法财产是抢夺的赃物。合法财产是国家的“许可”，谁获得的多谁就受到鼓励。非法财产国家不允许获得、持有、使用，被发现后便被没收，或受到其它形式的惩罚。增减关系不同，一般情况下，合法财产一方愿减，另一方愿增，是合作的关系，非法财产一方强行占有，另一方被剥夺，是对立关系。增减现象不同，合法财产国家允许增减，可公开进行，非法财产国家禁止增减，多是秘密进行。信息的处理方法不同，合法财产增减信息不必伪造或封锁，公开后不会对当事人产生不良影响；非法财产增减后信息不敢公开，必须伪造或封锁，否则就会暴露犯罪活动和非法财产。总之，其相同之处很少，不同之处很多。
第九节 财产所有权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
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权能，构成所有权的整体，其核心是处分权，即所有人按自己的意志对财产进行的自由处置（赠与、抛弃、毁灭等）。
对任何一种权能的侵犯，都是对所有权不同程度的侵犯，而处分权的侵犯，则是对所有权整体最严重的侵犯。
财产可被他人临时使用，分强行、借用、租赁三种情况。未征得所有权人同意而擅自使用其财产，属于强行使用，此举为法律所不允许。借用是被人无偿使用，租赁则有一定收益。唯独处分权不能给与他人，否则，就意味着财产永远丧失。财产被盗，就是处分权被剥夺，其它的权能跟随着丧失。
财产交易不是所有权的丧失，是财产种类的变换，失去了这种财产，得到了那种财产。交易虽能轻易进行，但它是隆重的、公正的、光明磊落的仪式。所有的交易规则,都是人类缔结的友好条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既无强迫的意图，又无抢夺的表现，货换货，两头乐。
财产所有权即非天然，那么，它就具有临时，或叫做不确定性。有些财产可能为某人一生所有，一旦死亡，便转归他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些财产短时内几易其主，得而复失。如继承、赠送、捐助、罚没、接受服务而付出的报酬等。再如被抢、被盗等，虽未举行光明正大的所有权转移仪式，但被人以秘密方式取得并持有，所有权被强行剥夺。再如自然消失、损耗、抛弃、丢失等，所有权也会丧失。
第十节 童子争梨现象
所有权的不确定性，有有利一面，可互换、互赠财物，也有不利一面，经常发生张冠李戴，鸠占鹊巢的现象。不愿劳动或私欲膨胀的人，就打起了财产这一特点的主意，将他人财产据为几有。
自出现私财，保卫与侵财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自出现公财，公与私、公与公之间的战争就从未间断。连幼童都能利用所有权具有临时性的特点，玩“战争”游戏。如张三拿了李四之梨，李四向张三讨要，张三不但不给，而且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说：梨上刻着李姓了？你叫它答应吗？此时的李四，面对这毫无道理的“理论”，却也难以应对。因梨是植物，自然未长“李”氏字样，更未长答话的嘴。又因梨子只有一个，其颜色，形状，味道，大小，无法找到参照物，究竟姓张还是姓李，的确难以判断。这个说卖梨的叫王二麻子，那个说卖梨的是刘罗锅子，这个说已把玩了许多天未舍得吃掉，那个说是亲娘舅刚从集市上趸来的。各自都会寻找一堆理由，为吃梨找借口，但都难以自圆其说。“王二麻子”、“刘罗锅子”也好，“趸来的”、“把玩了许多天”也罢，皆为二次信息，而二次信息既可真实，也可虚假。这些信息，至少二分之一是虚假的，甚至更多。即使梨的真主人，图谋增大可信度，所传信息往往也夹杂着虚假成分。因购梨或玩梨之行动，早成历史，只有依靠传递信息，去说服众人，证明自己。而传递信息权，无先后、有无之说，二者均等。李四之理“可卯和榫”，张三之论“天花乱坠”，反正谁也不能再历买梨、玩梨事件，胡诌也无妨。所以，真实与虚假，难以印证，持梨者的证据不够真实，讨梨者的证据也未必充足。双方争的面红耳赤，一场“战争”在所难免。假设张、李两家皆有梨树，会因品种不同而易寻根觅据，或只有一家有梨树，证据显而易见，或因梨子多，都有梨吃而不会发生争吵。但是，两家均无梨树，馋童吃梨欲望又强，梨的匮乏，必导致争吵。买梨之行动，既无申报活动（无申报场所），又无文字性记载（无这样的习俗），因而无法考证。卖梨者早已回到“旮旯乡”“犄角村”“迷综巷”，从此不知去处，不愿、甚至不能替张三或李四作证。审梨，梨属死物，无只言片语，审童，童又过于聪慧，善于狡辩。所以，持梨者是否理直气壮，讨梨者是否冤枉，争执双方既难以“私断”，旁观者又难以“公断”。只要找不到梨的来源，只要梨还存在，就会继续争执，只有吃掉，才能消除争执的焦点，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客观方面，童子有争抢的天性、有可争的客体，主观方面，实施了争抢，并皆想获胜。毫无疑问，梨子最终必被强壮、狡诈一方吃掉。有获益方，必有受损方，产生了得意者，必产生沮丧者，阳谋失败，阴谋必得逞！
主观上，人希望所有权非常牢固，属于自己之财，自己永远把持，客观上，所有权又非常的不牢固，财产极易失去，经常被人强行夺取，秘密窃取，随意捡取，这也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因此，财产所有权，是随时都可转移的“软性权”，而非牢不可破的“硬性权”。不要以为，财产是从合法渠道获得，或已被法律确定所有权，就以为牢不可破，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表面上，国家给予了公民很大权力，实际上，这种权力并不硬朗。
争梨事件，不但存在有无之争，还可能存在好赖之争，多少之争。不管什么争，均难正确判断。
争梨事件，虽为儿戏，但这种现象却普遍存在，确是大是大非问题，而非儿戏。成年的侵财者，也会把它作为“强盗理论”，直接应用，变相应用，不厌其烦地应用！
第十一节 最无理的等式
非法与合法财产，虽有区别，但如何识别，却是大难题。侵财案件之所以经常发生，并能得逞，概源于此。
青红皂白，扁圆方矩，轻重软硬，长短大小，是物体的自然特性，易于区分。财产的法律属性，是人的意识，是权力所指，属非物质标志，既不能用颜色标示，又不能用形状标示，更不能用数量标示，因而不存在直观性，不采取特殊的方法和步骤，很难区分，有时根本无法区分。
人能规定财产为谁所有，就有人能“规定”不为谁所有。所有权一方面是确定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不确定的人负有不可侵犯的义务。事实上，法律是否能完全保障所有者的权力？人又是否都遵守了那些义务？违反了怎么办？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用于制裁那些越雷池者。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它的威力虽巨大，但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适用那些法律需有前提，即侵财活动必须暴露，法律的准绳才能划分界线，分清是非，从而采取制裁措施，保护公民权益。不能发现犯罪，准绳往哪里划？肯定不知往哪里划，连划线的地方都找不到，还划什么线！准绳也有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负有不可侵犯的义务”之规定，有人能遵守，甚至多数人能遵守，有人不遵守，尽管他们只是极少数。有不遵守义务者，必有被剥夺权力者。就立法的宗旨而言，是企图规范所有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情况，并非尽如人意，相当一部分人，不愿与他人平等，总想占个“高枝儿”。
财产所有权，最突出的标志是有无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完全行使这四项权力，就是为谁所有的标志，不能完全行使，就无所有权。一般情况下，合法财产都能充分行使诸项权力，国家、他人都不能干涉；所有的非法财产，都不能行使诸项权力，国家、他人都可干涉。但在特殊的条件下，合法财产也不能行使诸项权力，这个条件是合法财产已不再掌握（包括损毁、被夺、被盗、被骗等）。非法财产也能行使诸项“权力”，这个条件是不能识别的那些非法财产。即不能识别，就难以做出非法的定论，无非法的定论，也就被合法所吸收。在现行管理机制前提下，不可能是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临界”物，是与不是，只能二选一。如某人拥有一辆车（占有），可以代步（使用），可以租赁给他人（收益），可将其赠与友人（处分），充分行使所有权。这辆车突然被人盗窃，且罪行未暴露，被盗者就失去了这辆车，诸项权力就会全部丧失。既不再占有，又无法继续使用，更谈不上有何收益，再想随心所欲地处分这辆车，就是知心妄想！早已两手空空，还奢谈什么权。盗窃者却来个大翻过，应有尽有，一项也不少，彼人所失，正是此人所得，彼失去什么，此就得到什么。得失互换，否则，就无所谓得失。所以，犯罪分子不仅仅盗窃了车，更是强行夺取了诸项权力，车只不过是标的物，逐项权力才是夺取的实质，无这些权利，即使窃取得手，也得乖乖给人送回去。
法律规定非法财产不能获得所有权，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发现所有的非法财产。铁的事实证明，无法全部发现。未发现的那些非法财产，将如何处置？绝对不可能没收，因无法没收，它们混在了合法财产之中。既不能没收，就等于国家默认了侵犯行为。虽极不情愿默认，但被迫默认，必须默认，别无选择。这样一来，所侵犯的财产，事实上已为犯罪分子所占有，即“允许”其占有，就无法限制其行使使用、收益、处分权。既无法限制，非法财产也就产生了与合法财产相同的效应。尽管国家未给这些财产“名分”，但已是生米做成熟米饭，成为“既定事实”。早已“同床共枕”，“风雨交加”，“名分”不“名分”又有何意义。因有些合法财产，国家也未钦定“名分”，谁是“夫人”，谁是“野鸡”，并不好区分。能随心所欲使用、处分，就是好财产，管它是金银珠宝，还是大砖头。
公民的财产所有权，是用辛勤劳动挣来的，是法律赋予的。犯罪分子的“所有权”，是抢来的，骗来的，盗来的，贪污受贿得来的，非法生产得来的，是浑水摸鱼的结果。国家虽未给他们举行所有权的赋予仪式，但他们却应用了自定原则，自己为自己赋予了“所有权”。
持有不能识别的非法财产，与持有合法财产一样，不会把手刺破，不会把仓库撑碎，使用时，能随心所欲，不会出现无法使用的尴尬。大米无论自己生产还是偷来的，都是营养品，都能充饥。用侵犯的财产交换，交换对象并无憎恨之态，也不拒绝。为何会这样？因他们企盼的是最大盈利，送上门的财产，焉有拒绝之理。在利益与法律之间，选择了利益，抛弃了法律。又因有时无法分辨合法与否，错把“狗头”，当“羊头”，也就“认同”了犯罪分子的强盗行为，不知不觉帮了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有了使用非法财产的社会基础。
侵财犯罪一旦得逞，财产就被犯罪分子掌握。这些财产，即能自己消耗，又能与他人交换，又能留给子孙，或赠送他人，甚至扔掉也无人干涉。试问这些权力，哪一项不符合所有权的标志？那一项又符合非法财产的标志？所以，只要形成事实上的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就是获得的标志，无其它解释。除非有办法分辨这些财产，否则都是“合法”财产，都能充分行使“所有权”。这规定，那规定，这义务，那义务，只对遵守者适用，只对一般的公民适用，只对暴露了犯罪活动的人适用，对于隐蔽了犯罪事实的人，全是虚设，根本不起作用。就像一把并不牢固的锁，能锁君子，却不能锁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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