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与犯罪分子的斗争中，仅从人力物力方面对比，我方实力定大于敌方，属于绝对不对称，公开对阵，毋庸置疑，犯罪分子肯定不是对手。但从信息掌握方面对比，则是敌强我弱，占了下风。多数人为应对执法者、减少风险，定会在实力非对称的态势下，放弃公开作案，而以秘密方式取而代之。即在作案过程中，谨慎行事，一次信息，争取独占，已经占有，防止形成二次信息，已经形成二次信息，尽量缩小扩散范围，极力促成信息的非对称性。两种非对称性同时存在，并都很严重，就能产生抵消作用，而达某种均衡，这便是一些案件不能侦破、或不能彻底侦破，犯罪客观存在的注解。
通过上述分析，就会认识到，只有获取大量有用信息，才能减少或排除抵消作用。这样，就能在信息的掌握方面，达到相对对称，而在实力方面，达到绝对不对称，始终保持我方的总体优势地位。
财产认证之全息要义，就是根据目前财产增减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实，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即组建专门的机构，努力采集财产增减信息，凡是能够采集的，决不放弃，以抗衡犯罪分子的封锁行为。虽明知敌我信息的掌握不会达到绝对对称，但可以朝趋于对称的方向而努力，争取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差异越小越好。差异小到一定程度，就视为“全息”的呈现。
第八节 国家为何要参与财产增减
国家参与财产增减，并不能给单位、公民增加财产，反会增添一些麻烦，况且，许多国事，亟待处理，为什么还要参与公私财产增减呢？因财产增减信息，是参与者或旁观者在脑中形成的印象，这些印象，不可能首先在他人脑中形成，只有当事人或旁观者获得，如他们封锁这些信息，就切断了传播途径。既然参与财产增减活动，就能产生财产增减信息，国家为获大量财产增减信息，必须碰撞能够碰撞的财产增减活动，以使国家之“脑”也能产生“印象”。
采集财产增减信息，受当事人利益影响，当双方有利害关系时，他们可能伪造、封锁一些信息，隐瞒事实真相。当无利害关系时，他们都无传递信息的积极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因此，要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人们传递财产增减信息，设置专门机构，强行采集，并做到规范性采集，全面采集，长久采集。哪个人，哪个团体，有这样的权威、能力和积极性？绝对无有。只有国家才有这个权力、能力、财力。无奈，国家只好“亲自”参与财产增减，以求财产增减信息不折不扣的反映到国家的“脑”中来，努力使财产增者和国家掌握的信息达到对称。只有这样，才能解析已发生、控制正在发生、震慑即将发生的财产增减。这便是国家无赢利企图，却要参与财产增减的原因。如有其它更有效的措施预防犯罪，国家宁肯不参与这繁多、被人不理解、甚至遭人反对的活动，反倒省一些人力物力。但目前还找不到这样的良策，只好狠心参与不该参与，但又必须参与的财产增减活动。
文艺作品，能达“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效果，是艺术精湛的表现。但财产增减不是文艺作品，它是真实的事物，又是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物，容不得半点虚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标准，不适合采集财产增减信息的要求。要想知道葡萄的味道，最好是亲口尝一尝。国家参与到财产增减活动中去，与财产增减者一起完成财产增减，方能获得真实的信息，方能识破伪造的信息，方能限制封锁信息的行为，方能拨开迷雾，洞察一切。
过去，国家虽也要求单位采集财产增减信息，但只限于单位单方行为。这为数很少的信息，又被领导、会计们控制着，又被执行公务者伪造、封锁了一些。所以，反映到公众面前的信息，不可能全部真实。私财增减信息，国家根本不采集，更未要求人们传递，对于国家来说是零的纪录。好像公财增减信息，是“亲娘”所生，私财增减信息是“后娘”所养，使私财增减信息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在民间，可能有好事的人采集一些私财增减信息，但达不到全面、规范、统一的程度，它也只能是一缕孤魂，或某人的一时冲动，或只为某一人服务，范围很小，局限性很大。不是全息的呈现，对于国家来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它几乎成了废物。
财产增减信息大量损失，国家和公民皆有责，但主要是国家之责。是国家在某些方面不作为的结果，是无敏锐意识、专司机构、专项法律的结果，是管理体系不严谨的标志，是轻视财产增减信息的态度。
国家设置财产认证机构后，把采集财产增减信息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把采集财产增减信息的权力收归国有，牢牢控制公私财产增减的主动权。
财产增减信息一旦被采集，谁也无权更改、扔掉，不管是否喜欢、有用，必须郑重其事对待。
第九节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被盗用
财产增减和其它活动，共同组成了汹涌澎湃的海洋，这个很难看清真面目的海洋，淹没了整个社会。大海的包容性，能为万物提供生机。有孕育珍珠的“仙子”，有面目狰狞的“虾兵蟹将”。因此，财产增减是一个“鱼”、“虾”混杂的世界。
家财增减信息处于封锁状态，对于一般人来说，表面上看无关紧要，实质上至关重要，与财产被侵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因果关系。你的财产，虽未遭侵犯，但你是在“掩护”侵财者，或在为其“辩护”。一方面，国家允许民众封锁财产增减信息，侵财者站在了民众的行列，也可以说他们冒充了民众，享受了国家政策。谁也无法指出、证明身边的人存在非法财产和非法活动，不能指、证，也就等于这些东西不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可把非法财产转移到某些人家中，人、财皆被庇护。明明犯罪分子侵犯了财产，却在公众的眼皮底下走来逛去，像“无事人”一样，像“同志”一样。你家财增减信息不公开，侵财者也不公开，这不是沾了民众的光吗？你家不知有多少财产，侵财者也不知，都不知，就把清水搅成了混水。侵财者还经常用非法财产交换合法财产，这分明是为虎作伥。
执法机关追踪侵财者，如同与其捉迷藏，侵财者把大众作为掩护对象，依托私财增减信息处于封锁状态这一事实为阵地，同猎手周旋。他们运用的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同执法者打“持久战”。无论是站在为侵财者“提供”财产这个角度，还是站在帮助侵财者交换财产这个角度，还是站在“一视同仁”这个角度，都是国家和民众共同养活、纵容了侵财者。
国家不采集私财增减信息，等于民众与侵财者“同享一片蓝天”。对大众的宽松，就是对侵财者的“大度”，大众得到了较小照顾，侵财者却享受了“最惠国”待遇。看似优待民众，实际是轻视和损害民众利益。国家和民众对财产增减信息封锁状态未置可否，侵财者却希望永远保留。
允许财产增减信息封锁的待遇，已被侵财者无偿享用若干年，而且还在继续享用，不知享用到何年，我们却不设法阻止，任其享用！有这样“良好”的环境，“优厚的”的待遇，他们还能不生存、不得意、不猖狂？
第十节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未碰撞侵财活动的人，无法形成一次信息。执法者感知的，多为二次信息，而二次信息需有人传递，才能感知。侵财者千方百计封锁，他人又难以发现，发现后又无传递的积极性，所以，捕捉二次信息，就是大海捞针。
目前，无法应用仪器采集人脑中的印象，科学技术还未发展到那样的高度。如谁能找到公开所有非法财产增减信息的方法，那将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在预防、打击犯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事实上，“所有”的标准太高，不可能做到，捕捉部分还有可能，但相当一部分信息永远也捕捉不到。这样一来，预防犯罪岂非无了招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捕捉不到那些信息，非是一筹莫展，可用公开一切合法财产增减信息的方法，限制封锁非法财产增减信息的行为。采集了容易采集的合法财产增减信息，难以采集的非法财产增减信息就难以形成，即使少量形成，也失去了隐藏的条件，极易暴露。与其捕捉那些很难捕捉的非法财产增减信息，不如阻止它们发生，把斩草变为除根，岂不更容易，更有利，更关键，更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过去，研究者、执法者，注意力只放在了侵财活动上，对于赃物的使用，却认识不足，或以为不是犯罪。只看到了流，未找到源。因未设消费非法财产罪，无限制使用非法财产的措施，致使许多人都能消费非法财产，从而增大了非法财产的需求。应改变这种观念，才能有效的预防侵财的犯罪。侵财者获取非法财产不是目的，消费才是最终目的。况且，侵财得逞后，不仅窃贼受益，其亲友也能受益。许多人都是为讨好红颜或泽惠亲人而犯罪，无这些人的需求，也许会大幅降低发案率。有些人无侵财的能力或时机，但又存非分之想，也会唆使他人犯罪。如把使用非法财产也视为犯罪，就会增大威慑力，即使未参与侵财活动，但使用了非法财产，也应受到惩处。这不但增强了打击力，同时扩大了打击范围。这样一来，就会使犯罪分子及其亲友更加谨慎，不敢轻易侵犯他人财产，不敢轻易使用赃物。即使盗窃得逞，使用时也会有所顾忌，迫使他们长久置放赃物。只要赃物依然存在、暂缓消费，就会增大发现、追回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破案率，减少损失。还可使侵财者的亲友打消唆使念头或产生规劝行动，而减少犯罪。如难以或不愿给使用非法财产者定罪，也应设法阻止，不能让其像使用合法财产那样轻易、那样心安理得。财产认证，在阻止侵财活动和阻止使用非法财产两方面，均能发挥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