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皇帝掌握全国最高司法大权。全国的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都必须奏请皇帝裁决。（38）唐代皇帝仍然握有重大案件的最终裁决权，尤其是对享有“八议”的特权者如犯死罪，必须先奏明皇帝裁决。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又在宫禁之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主持，详议官六人协助。凡上奏案件，须先送审刑院加印备案，再交大理寺审理，刑部复核，然后再由审刑院详议复审，或奏请皇帝裁决。审刑院实际是凌驾于三大司法机关之上，直接限制大理寺、刑部司法审判权的一个御用机构。
加强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使狱讼之事随审刑院官吏决劾，使大理寺降为慎刑机关，不复听讯。地方上报案件必先送审刑院备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复审，再经审刑院详议，交由皇帝裁决。加剧了审判的复杂化。
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因机构重叠，裁撤审刑院，并其职能于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立案的重大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理判决；而由中书省下令立案者，则临时组成推勘院予以审理。
宋代的直诉制度更加完善，对于诣阙投诉，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予以受理。宋代可以直诉的案件是逐级上诉至尚书省仍不得直的案件。宋代专门受理直诉的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定次序依次向这三个机构投诉，由皇帝指定官吏重新审理。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受理，当事人还可以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
明代除有普通司法机关外，还设有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一类特务司法机构，因其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其他部门的节制，故尔宦官专擅，罗织罪名，滥施刑狱，制造冤案无数。客观上虽然加强了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但宦官独断专行也为明代后期统治埋下隐患。
清朝发展了前代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对司法监察更广泛，为方便叩阍，直诉专设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等处机关。
四、少数民族政权司法机关的特色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较深，吸收汉族政权的先进制度，在司法上已与当时的汉政权并无多大差异。
辽早期的契丹部落有军事首领兼掌
刑法的传统。契丹建国后，辽太宗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专掌本部族刑狱。辽太宗时获取燕云十六州后，始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分掌汉人审判诉讼事务。辽代中央分置北面官与南面官，分治契丹人与汉人。其司法制度也实行南北分治。但制度上的分治，并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大势。
金代司法制度多仿效汉制，同时又具有其民族特色。其司法机关也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及各路提刑司等，各机构官员分别由女真人、契丹人、汉人担任。地方则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的制度，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元代司法机关体系变化较大，突出体现了民族性色彩和多元化特征。不设大理寺，以刑部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 另设大宗正府，主要审理蒙古宗室、王公贵族及京师地区蒙古、色目人的犯罪或诉讼案件；宣政院，负责审理宗教僧侣案件；枢密院，兼掌军事审判职能。这实际是对刑部职权的一些限制。至于军户案件，往往由管军官奥鲁审断。总之，元代司法机关设置繁杂，职掌混乱，互不统摄，形成了军、政、教各类机构兼理司法的多元化特征。同时，这种带有民族压迫主义色彩的司法制度，也给元的后期统治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清朝特设有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关，宗人府负责审理宗室诉讼。内务府慎刑司，负责审理内务府所辖的满人诉讼。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审理京师普通满人的诉讼。盛京刑部，负责审理盛京（今沈阳地区）满人的诉讼。满洲将军、副都统，负责审理外省满人的诉讼。户部现审处，负责审理八旗民事、土地诉讼。（39）此外，清朝还设有理藩院，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其理刑司则专掌蒙、藏、回等地区的重大刑案。（40）这种区别民族诉讼设置不同审判机关的制度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机构庞杂繁乱，多冗员赘职，管辖权的冲突，司法效率低下，致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流弊甚广。更主要的是，它为巩固满人“铁桶江山”而牺牲社会公义，对汉人带有歧视的意味，更加激化民族间的矛盾，最终得不偿失，不足为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