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怀斯曼曾拍摄一部反映精神病院的影片，片中病人面目清晰可辨，包括病人赤身裸体地在病室中走动，医务人员强迫喂食，性虐待狂等。尽管这部影片的确有新闻价值，法院仍认为没有必要拍出病人的面容。因此不允许影片公开发行。
2、征得同意。如果被报道者已同意将其隐私公诸于世，事后当然不能索取赔偿，所以如果可能，媒介应尽量做好征询工作。
在征询意见时要注意，一是最好采用书面的形式，由对方签字，因为口头允诺常会被轻易收回。其次是，暴露隐私的范围不得超过已征得过同意的范围，否则同意仍然无效。《封面侦探》杂志的记者征得一个年轻人的同意，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说是用于一篇讨论世界秩序的文章。而登出来后，却发现是配合一篇题为《不良少年》的报道。这就超出了征得过同意的范围。纽约最高法院允许该青年索赔。
还有一个要素是时间，假如时过境迁，己征得的同意也将失效。在路易斯安那州，某人参加了一个健美中心，同意拍摄两张训练前和训练后的比较照片，以显示效果。10年后，该中心将这两张照片用作广告刊登，法院认为这种作法也属于侵犯了隐私。
四、难以解决的矛后
美国法院在判决牵涉媒介的隐私法案件时，实际处于两难的境地。天平的两端一个是公民的隐私权，一个是
宪法所保津的新闻自由，孰轻孰重？
尽管以《时代》周刊诉希尔案为代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偏袒新闻自由的，但一些著名的学者仍然担心隐私法案件的增多妨碍了新闻自由，使新闻工作者畏芦畏尾，难于施展。
因为隐私法比起诽谤法来对媒介是更加严厉了。诽谤诉讼的成立需有两个条件，报道失实和有确实的恶意。但隐私诉讼的成立要容易得多，即使一篇据实采写的报道，动机良好，毫无恶意（甚至是赞扬），仅有个别无意的小纰漏，而这样的纰漏往往又难于避免，便有可能构成侵犯隐私。精明的律师看到起诉隐私比起诉诽谤更易获胜，纷纷将着眼点放到前者。无怪乎法学家威廉•布鲁塞担忧道：“隐私法能够并吞整个诽谤法。”指诽谤诉讼将被隐私诉讼代替。假如一件诉讼中既牵涉隐私又牵涉诽谤，那么媒介就更难辩护了。因为要反驳诽谤起诉必须提出报道的真实性为根据，而真实性对于反驳隐私起诉又无能为力。
七十年代，隐私权问题成了一个社会热点，人们几乎因此而忽略了信息自由流通的原则。1974年通过的《隐私法案》，使新闻界更难子获得信息，连一部分被认为是公共记录的文件也受到了保护。由于媒介提出不满，《隐私法案》有所更动，声称按《消息自由法案》能够公开的内容不受《隐私法案》的保护。而《消息自由法案》中又赫然规定，公众和媒介有权获得任何信息，除了那些构成侵犯隐私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