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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判决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在此案中，媒体有轻微过错，但因为原告（受侵害人）是一位体育明星、名人（即“公众人物”），因而，“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2005年4月，中国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名誉侵权案时，也做出了同上述案件同样的判决。该案件的审判长认为，“对媒体的容忍是社会进步标尺。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需要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该案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2005年3月24日曾以《被起诉的杂志社》为题播出，节目回顾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和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的一起名誉侵权诉讼。法院最终判决《中国改革》杂志社没有构成侵权。
官司的起因是《中国改革》2003年第7期一篇名为《谁在分肥》的文章。该文指出了广州市侨房公司在实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员工被迫下岗等问题，对侨房公司改制方式进行了探讨。起诉《中国改革》的正是广州市华侨房屋公司。该公司认为《谁在分肥》一文所披露的侨房公司2002年亏损2900多万、30多名职工被迫下岗、总经理年收入30万等内容，都与事实不符。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总编辑温铁军介绍了这篇报道的采写经过：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还在进行，作为中央课题组成员的温铁军，在调研中接到了大量来自侨房员工的举报信。杂志社决定派记者到广州侨房公司作调查报道，记者刘萍作了大量采访并约见了举报人。最后还请侨房公司副总经济师刘金峰核实《谁在分肥》一文中的数字是否准确。但《中国改革》杂志社还是被推上了被告席。
代理了不少此类诉讼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浦志强分析指出，以往媒体遇到这样的官司基本上是败诉的。因为证据需要原件，而媒体采访往往没有原件；另外目前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如果让证人出庭作证的话，在没有证人保护制度的前提下，等于是出卖证人。
报道说：显然，在当前新闻媒体被告“成风”的形势下，法院最终判决《中国改革》杂志社没有构成侵权，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在判决书中，法院强调了可合理相信的消息来源对于界定新闻失实的重要性。天河区人民法院法官、此案审判长巫国平说，一些具体的枝节问题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主要考虑媒体这方面有没有信息支撑。作为媒体，所关注的是一个国有资产的企业在改制中发生的问题，这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作为牵扯公共利益的单位，或者公众人物，他有一个容忍的义务。虽然《中国改革》的报道并不是完全真实，个别的出入确实存在。但这些应该不是严重失实，相反，应该是（被报道的）企业应该容忍的。
巫国平指出，我们要保护权利，当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得取舍出一个对社会更好的东西。在具体的判决当中，在这两种权利里，更倾向于保护新闻媒体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社会需要”。他说，一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需要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16]
在另一篇记者采访记中，巫国平又谈到了他的观点：新闻可以满足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媒体像法院处理案件那样，每个报道都有铁的事实。只要报道基本真实，稍有一点出入是在允许的范围内的。评论过于尖锐、激烈，应该尽量避免，但作为被评论者应有容忍的义务。如果把媒体的嘴巴都堵起来，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涉及公众利益的报道，我们不能要求媒体的报道必须跟客观事实完全符合。对牵涉公共利益的东西，不给媒体一定的自由空间不行，如果媒体动不动就败诉，谁还来碰撞揭露性报道呢？当新闻自由和法人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要有取舍，要选择对广大人民有利的一种权利进行保护。有取舍，当然就有牺牲。当记者问到“如果所谓新闻侵权是涉及个人名誉的案件，您也会这么判么？”时，巫国平谈到：当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时，新闻自由要让位于个人自由。对于一般老百姓，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生活安宁权，保护他们免予受到侵害。在我处理的案件中，牵涉到公民权利的，对媒体是从严把握的。对于牵涉公共利益的，要向新闻自由倾斜，学界也是这样看的。[17]
从巫国平法官的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学理论对法律实践的深刻影响。我认为存在两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是标准如何确立？“当新闻自由和法人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要有取舍，要选择对广大人民有利的一种权利进行保护。”这是否是一个法律人的选择标准？我认为有点儿用政治标准代替法律标准的味道。二是双重标准的存在。即对个人和对法人或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事件时，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裁判。其理由就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公共利益说”或“公众人物权利受限制说”。
从该案件的判决看，法院最终认定《中国改革》杂志社没有构成侵权。法院也承认《中国改革》的报道并不是完全真实，个别的出入确实存在。但这些应该不是严重失实，相反，应该是（被报道的）企业应该容忍的。理由是：作为牵扯公共利益的单位，或者公众人物，他有一个容忍的义务。
做出以上这样一些判决，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许多国家中，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说法，即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不同于常人，是一种有限制的保护。人们对此说法已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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