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物之发现，是动产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之一，其法律效果在于确认埋藏物所有权的归属。关于埋藏物发现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发现人有限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民法都如此规定：在自己所有之物中发现埋藏物，可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在他人之物中发现埋藏物，发现人与包藏物的所有人折半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如埋藏物具有较大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其所有权依特别法的规定，收归国家所有。另一是发现人不能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应上缴国家，由国家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1964年的苏俄民法及我国民法都这样规定。后一立法体例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色，对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及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均有重要意义。但与前一体例相比，有以下不妥之处：1.过高估计了人们现有的思想道德水准，漠视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其最终实效不大。2.使发现者对埋藏物合理注意和保管的积极性受到负面影响，不利于物的效用的保持和发挥。3.如果埋藏物的价值不高，发现人仍必须将其上缴，其因此而支出的费用有可能超出物的价值，这既不必要也不实际，反而降低了社会效用。4.发现、占有和保管埋藏物由发现人所为，其还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而国家径直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仅给予发现人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这没有体现劳有所得和损益相当，有违公平原则。因此，我国在制定
物权法时，应积极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使发现人能有限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
发现人取得埋藏物所有权的条件
前文已经论述了埋藏物的法律内涵和发现的构成条件，这些是发现人取得埋藏物所有权的实体性要件，但并不完全，笔者认为，还应设置程序性要件和限制性要件。
程序性要件。确认埋藏物的所有权，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埋藏物所有人不明的状态而作出的，而所有人是否不明，应经过一定的程序来确定。程序的设立目的就在于使实体性的决定能按一定的顺序和手续作出，在程序的进行中，可将埋藏物的存在及其权利状态进行公示，扩大其所有人证明权利的机会，同时又通过认领人的举证和对各种证据的比较和鉴定，使所有人明确与否的决定更为准确合理。若认领人有证明埋藏物为其所有，不能适用埋藏物发现制度。否则，应适用埋藏物发现制度。而且程序中往往有期间的设置，期间是促使人们行使权利的，若权利人在这个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则其将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在这个期间内，若埋藏物的所有人仍未得到确定，则应适用埋藏物发现制度，即使埋藏物的所有人以后出现，也不能再享有所有权了。否则，若埋藏物的所有人在发现时不能判明，而嗣后又得以确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将出现混乱。同时，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将数额较大的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而拒不交出的，就可被认定为犯罪。而程序往往要求发现人必须为一定的作为义务，如公告埋藏物、返还埋藏物等，只要发现人履行了这些义务，即表明其主观上没有侵占的恶意，从而可避免承担侵占埋藏物的刑事责任，利于法律间的协调。我国现行的埋藏物发现制度没有规定程序性要件，是个缺陷。为此，笔者认为，可规定发现人在发现埋藏物后，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在适当的地域、以适当的方法向社会公告，在公告后1年内，所有人仍不明的，发现人可以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如果所有人已明确，则发现人有权要求其偿还因发现、保管及公告埋藏物所花费的必要费用，并有权请求适当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