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还经常能看到这种东西（在中国，张艺谋的电影里和徐悲鸿的画里也有这种东西，不过很惨淡。在张艺谋的电影里，是越来越惨淡，但是他自己过的越来越好，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哀。），这不仅是现代人的考古情趣，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
一个持剑的人和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的争执，可以设想结果。两个都持剑的人发生争执，或者一大堆剑客之间存在着永远的争执，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每个人都是狼，或者都是剑客，都能保证对对方的毁灭的时候，理性的做法就是坐下来谈谈，然后找到一个大家都能继续活下去的方案。这是规则、正义、权利和宪政的前提。
修希底德斯和雅典人说的意思，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 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这就是唯一的规则，这是人的本性。
在谢斯起义之前，美国人一直是在理念上承认反抗权的，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行，在一个需要秩序和安全的社会里，随便承认反抗权是灾难性的，它会走向安全的反面，这也是霍布斯和黑格尔为什么一定要一个无上权威的原因。但是美国人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
杰弗逊说，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即即使不幸碰到一个坏蛋作我们的领袖，我们一样会过得好。
丘吉尔如果活在苏联，可能比斯大林更加独裁和暴虐。但是当他在雅尔塔会议（还是德黑兰会议？）会谈中对其他巨头说，你们先谈着，我回去选举一下就回来，他却没有能回到谈判桌上，他被选民选下去了。想必他的人民认为，虽然你是英雄，但和平时期我们不需要你。
所以美国人在宪政问题上喜欢说“不信任”，不信任这个，不信任那个，最后只能信任一个最没有权力的最高法院，但是现代人又觉得，最高法院的权越来越大，因此也不能信任。
美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继承着中世纪的决斗习俗，并且将它作为一种类似判决的神圣裁判。大家知道，汉密尔顿就是死于决斗，他是一个以智慧见长的人，好象是瘦弱矮小的身材，文绉绉的，接受决斗的挑战对他而言似乎是不明智的举动。而带着自己的一众伙计手执武器出去打群架，对于同样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美国宪政的创立者之一—杰依而言，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将互相持剑乱砍或者看谁先开枪击毙对方作为裁判方法，在我们看来只能属于哂笑的对象，但是我想说的是，它里面藏着一个意识，即我用我的力量决定正义、捍卫尊严。
同样，陪审团的制度，不仅相关事实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它也藏着一个意识，即决定何者为正义，需要我的同意，并且只能由我和大家公认的人、和我一样的人来决定。
美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利拥有武器，（当然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被当时的美国人认为是人的“天赋权利”的一个部分，当然是挺荒唐的。但是从自然状态看，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迄今为止，这个权利还没有被废止。20世纪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洛佩斯案中判决，联邦国会禁止在校园周围持枪的法律违反
宪法。立法和判决的依据，都是不着边际的“州际贸易”，但是仔细思考这一“权利”，可以想象，美国人仍然认为，人需要一个最终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的武器。如果
宪法是一副铠甲，它穿在一个羸弱的人身上，是没有用处的。
写到这里当然需要赶紧澄清一下，不是鼓吹中国应该放开枪支贸易，或者允许每个公民拥有“管制刀具”，或者认为公民应该捣乱、造反或者互相乱咬。而是说，规则不是由任何别人加给我的，权利不是由任何外在加给我的，规则是我自己所创，权利是我自己所创，权威是我自己所创，基于我的需要和同意。别人加给我的规则，一定不会是正义的规则。捍卫我的财产、我的家人、我的身体、我的尊严的，既不是《
物权法》，也不是
宪法法院，是我自己。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捍卫我自己，我还要捍卫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