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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卷首引的修希底德斯的名句，在其他版本中，有将“正义”翻译成“权利”的，换句话说，权利只存在于强者之间，在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权利。
修希底德斯的这句话，出现在一个历史故事中，是由被公认为自由民主的古代典型和先驱—雅典人说出来的。
故事是这样的，雅典人进攻一个小城邦，该城邦属于别的希腊联盟，但一般比较中立。雅典兵临城下，派出使节去劝降，对被围困的Amilian人说，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堂皇的理由来进攻你们，但是我们认为这不必，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清醒地面对现实。现实就是，你们属于别的联盟，对我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我们要进攻你。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你们无法抵抗，所以只有投降一途。不投降就是彻底的灭亡，投降还可以保留生命、财产和有限的自由，所以理性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投降。说的很明白了，不用再说别的。
Amilian人说，我们是有百年历史的自由城邦，我们已经习惯了自由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荣誉和尊严，我们会捍卫它。我们虽然属于别的联盟，但我们会保持中立，不去进攻你们，你们也应该考虑正义和神的要求，多行不义必自毙，神也会谴责你们，其他联盟成员会来帮助我们。
雅典人说，每个城邦有各自的神祗，你们的神祗对我们没有什么效果。在危险面前，你们联盟的成员不会挺身而出帮你们，你们只要认真想想就知道，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因为每个人每个城邦都是这样的。我们前来进攻，是因为我们的武力强大，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在我们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完全一样地这样行为。如果你们强大，我们弱小，你们就会进攻我们。然后雅典人就说了卷首的那句话：
正义只存在于强者之间，在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正义。
Amilian人选择了抵抗，失败，男人被屠杀，女人充作奴隶，城邦灭亡。故事结束。
古希腊人的理念，即共同体内部的自由权和自治，与对外的彻底现实主义的矛盾结合，仍然是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主流。
古希腊人的德性中，包括勇气，这是中国古代德性基本不包括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最崇尚的德性，就是勇气。他们的神祗可能没有一个是完全高尚的，但没有一个不是勇武的。
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古罗马，是剑的文化。
碰巧，古罗马是现代法的鼻祖。好像正义女神，就是拿的剑和天平。
近代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也是贵族们用剑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用一个书面文件建立起来的。英国贵族在历史上用剑“逼”着国王十多次地重申“大宪章”，维持着他们的独一无二的宪政制度和自己的权利，并且成为后世的榜样。好象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妇女都还没有普选权，直到普遍的抗议运动发生，最后，一位妇女来到出巡的女王面前，让她看着自己拿出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普选权立法随后通过。
东方第一个近代化国家—日本，是武士用刀建立起来的，也不是读书人用理论和宣言建立起来的。所以本尼迪克特用来形容日本民族的归纳是两个词：菊与刀。或者说，美和力量。我们知道，日本存在过与中国不同，但是与欧洲近似的封建制度和武士（骑士）制度，这一点和他们能够建立东方第一个近代的、类似宪政的国家，是否存在关联，读者可以加以思索。
余英时考证过中国古代的“士”，认为最早的“士”是既读书，又习武的，后来慢慢分化，读书的只管读书，舞剑的只管舞剑。我没有做过考证，不过从李白的诗里面，似乎可以看出他还能仗剑到处乱走，如果他不是吹牛的话。至少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士应该还是可以佩剑的，好像刘伶就曾经喝醉了酒手持宝剑去砍苍蝇，不过他也只能是砍苍蝇而已，所以魏晋诠释的就是两个字：悲哀。中国的文明，自从士解下佩剑，就彻底没落了。
剑最早是用于野兽的，后来主要用于人与人之间。从这个角度看，剑是恶的，它满足我最野蛮的、原始的欲望，占有、毁灭、支配、统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剑又是善的，它使我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对抗他人的野蛮的、原始的欲望，拒绝对我的占有、毁灭、支配和统治。剑是捍卫我的食物、我的牛马、我的房屋、我的家人、我的信仰、我的尊严的最后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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