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从需要出发，霍布斯针对安全，斯密针对福利，霍布斯直接诉诸国家，斯密则诉诸市场，或者说，霍布斯是从个体直接到国家，而斯密则是从个体到市场。这是由于需要的不同，安全需要由国家维持，而福利则由市场产生，合起来，就是所谓“夜警国家”。斯密的理论为所有的继后理论提供了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前提，就是自利冲动可以产生利他效果，甚至他暗示，稳定的利他效果，只能由自利冲动所产生。因此，普遍的善（西方道德哲学中的“善”，不仅是道德之善，还包括了幸福，说白了就是“好的东西”，所以英文原词是good，而不是moral或者ethical，它指的是“我好、你好、大家好”，可见，即使是最讲究高尚的道德哲学，也是建立在人的幸福和需要之上的，他们讨论的仍然是，如何从个体需要达到普遍的“好”，功利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德沃金说，美国的主流法理，仍然是功利主义。德沃金本人似乎认为权利不需要任何上位根据，权利自身就是神圣的。这似乎就仿佛说上帝一定是存在的一样，在理论上有点讲蛮理的意思。）在理论上就必然可以通过对自利的确认而达致，甚至，只能通过对自利的确认而达致。
权利观念，因此而获得永久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宪政的理念，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之上，即，权利和自由不仅对我个人有利，更重要的是，它是整体的善的前提和基础。（权利本质上是一个自利的主张，它对抗他人，更重要的是，它对抗整体，这种对抗如何产生合理性和神圣性，不能用讲蛮理的方式解决。不是说德沃金没有道理，而是他没有成功地给出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前提，就是一个理论上坚实的地基，所以最后不过是一种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吵架而已。霍布斯和斯密等人的伟大，就是将他们的理论（无论看起来多么荒诞不经）建立在一个大家经过一点思考都能认同的前提之上。）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斯密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共同的善基于利己冲动的理论，是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
斯密的市场理论，早已妇孺皆知，但是霍布斯的重要性，至少在中国是乏人认同的，中国人在传统上就拒斥这样的异端思想，如果霍布斯和孔子对话，一定被归为“怪力乱神”的序列。不同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霍布斯的另一个突出的创见，就是“建构”在本质上是可能的。国家是人“建构”的产物，是出于“需要”而建构的产物。它隐含的意思是，既然国家不是一个上帝创造的或者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且是为了他自己而创造出来的，那么人对国家就有了再创造的能力和可能，换言之，如果你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可以不服从你甚至推翻你、“咬你”。神圣的光环，刚刚从上帝和神学那里被摘下来戴到国家、君主和主权的头上，就被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悄悄地戴到了那些只知道吃饭屙屎的“狼”的头上，换句话说，国家、君主、主权的神圣，是有一个条件的，而且只能基于这一个条件。这才是霍布斯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所在。（就像黄宗羲说中国的皇帝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家伙而已，虽然霍布斯的思想“至今已觉不新鲜”，但是在那个年代，不仅是闻所未闻、振聋发聩而已，它开启了新世界的智慧。）以后的几乎所有西方的杂七杂八的庄严文件，“宣言”也好，“
宪法”也好，都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美国的
宪法和那个国家，就是这个思想的试验品，所以汉密尔顿说：“人类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选择来建立自己的良好政府，还是他们将被永远命定只能依赖偶然和强力下的政治组织？”还是那个问题，人是本质上被规定的，还是拥有规定自己的能力和理性？
如果人拥有规定自己的能力和理性，他应该如何规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