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家国、宪政幻想和剑
冯川
【全文】
正义只存在于强者之间，在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正义。
——修西底德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前些天在法思网上看到两篇谈霍布斯的文章，勾起了一直以来从霍布斯开始讨论宪政的可能性的欲望，就写了这么一篇杂感，文中可能又有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初看起来可能很空洞，希望读者理解，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具体的制度。行文拉拉杂杂，也请读者谅解。
思想是实践的表达，卓越的思想是卓越的实践的表达。我很欣赏钱穆以及梁启超的一个认识：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有其背后的理念。换言之，不要认为理念是空洞的，制度固然基于需要，同样也出于理念。没有发展着的理念，就没有发展着的制度。
同时，本文以为，仅有理念并不足以产生制度，更进一步说，仅有形式的制度，并不足以产生普遍的善。这里想要思考的是，如果将宪政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普遍的善的表征，它的最初基点何在。
一、狼的需要和建构
霍布斯的理论看起来有些荒诞，夸张地总结可以是这样的：所谓人类社会，就是一群只知道满足自己欲望的狼的混乱组合，每只狼都希望抢夺别的狼的食物，又同时害怕被别的狼抢夺，狼与狼的体能和智慧虽然有差距，但是一般都可以保证互相毁灭。由于害怕别的狼的撕咬，出于对自己的食物和生存的保护，所以群狼终于坐下来谈判，决定终止互相撕咬、互相毁灭的状况，签订一个合同，组成一个叫做“利维坦”的大怪物，然后狼就变成了和平的羊。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像迪斯尼动画的离奇假想，在我看来几乎是主宰了西方近现代的所有主流思想。据说在英美的一些大学里，霍布斯“浅薄”的思想仍然是要用一个学期来学习的。
与他同时代的、与他一起对后世产生统治性影响的思想者，还至少包括了亚当•斯密、笛卡尔和达尔文。笛卡尔说的是：思维的我，是神圣的主体，而我的思维说明，我是自由而自决的。达尔文说的是，人和社会，人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往前不停运动发展的过程。这个现在看来不证自明的说法，在他那个时代，是闻所未闻的。就像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两只铁球一样，一个“大师”能开启我们智慧上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从而展现出另一片无比广阔的天空。
人是自由的主体，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这是一个思想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西方也是直到笛卡尔和达尔文，才有了这样的认识。
如果说霍布斯针对的是人对于保护自己的需要，那么斯密针对的则是人对于自身利益和福利的需要，或者说，霍布斯谈的是“保护”，斯密谈的是“福利”。无论是霍布斯的狼，还是斯密的面包师和屠夫，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他们是自我决定的。他们和其他启蒙者一样，对于西方思想界思考了千年的一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人在本质上是自我规定的，还是在本质上被规定的。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隐含的命题，就是所有人类的制度，所有现实的善，都只能基于人的“需要”、人的本性。而人的需要是绝对自然的，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至少决不可能是完全利他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人类制度和现实的善，必须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设之上。这就是霍布斯和斯密的共同点，也是自他们以后西方几乎所有主要思想的基础。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人的理性的诸法则只是以谋求人的真正利益与保全自身为目的”。
前提既已确定，后世所要思考的不过是：如何从这些低劣的需要和欲望出发，达到普遍的善，用直白的话说，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过的更好，或者说，这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无论是什么“主义”，思考的都是这一个问题，只是有些答案是否定的，大多则是肯定的，并且以一大套理论来说明之而已。空想社会主义，与其说是对卑鄙的资本主义的反动，不如说是对这种元思想的挑战，用我们的俗话来说，就是“不信邪”，我非要试验一下，看普遍的善是否可以不基于那些人的低劣欲望和本性，而是基于善良的本性和理性的控制。空想社会主义是严肃的、高尚的、值得尊重的，也是悲壮的，它是人类的伟大试验。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试验引发的矛盾和反思，是在无数的抗议、罢工、权利运动乃至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和平和发展，以至于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更愿意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极端性，使他们从“先君子”变成了“后小人”，而被马克思称之为“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先小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后君子”。迄今为止，霍布斯和斯密，而不是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成功地颠覆。其后的多数思想，都只不过是在他们打下的地基上加几块砖头而已，谁能彻底铲掉这个地基，人类思想就进入了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