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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方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仍然不够理想，离法治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民行工作经常会受到外界的压力和干扰，不能保证独立司法。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案例应该说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这方面的情况，在这个案例当中，政府方面向检察机关施加压力，要求检察机关维持法院判决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的大局，由于检察机关的人事权和财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所以如果检察机关在这样的一些具体个案当中希望保持严格公正地执法，顶住外界的压力就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和应付困难局面的心理准备；如果检察机关按照政府的要求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暂时保住了地方上一时的平安与和谐，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维护，老百姓对于法律丧失信任，对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丧失信任，和谐社会的第一个构成要件“民主法治”也就丧失了它最必要的基础，这样的结果是促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相反，笔者认为结论应当是不言自明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5年8月左右在河北进行调研时，对于司法公平正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曾有十分精辟的阐述。肖扬认为，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试想，如果守法者向违法者低头，正义向邪恶屈服，谁又愿意去遵守法律呢？法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肖扬同时还发出警告，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肖扬院长的辞锋直指当前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的老百姓与政府直接对抗的“群体性纠纷事件”，尤其是农村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可谓振聋发聩。笔者认为肖扬院长讲的这些话对于我们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同样也是极有指导意义的。并且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角度，人民检察院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和谐社会理念应表现出更高的追求、更坚定的信仰和更顽强的信心。
在对内方面，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于法定的民事行政判决的抗诉权一直未予以充分的行使，一方面是由于检察机关对于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众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缺乏敏锐性和敢于质疑的精神，对于相关的争议性较大的法院判决往往不敢、不愿进行研究进而提出抗诉。如曾在全国引起较大争议的重庆烟灰缸砸人案，法院判决一幢楼里的所有住户都要对被从楼里抛出的烟灰缸砸伤的受害者承担金额不菲的赔偿责任，据悉许多住户曾向当地基层检察院提出申诉，但该案报到上级检察院之后，最终没有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似乎是考虑到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效益问题，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类所谓“高空抛物案”是否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认为“高空抛物案”被认定共同危险行为而判决所有的被告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这部分判决对‘共同危险行为人’而言，丧失了正义的标准”，“在没有证据证明该楼全体居民具有‘共同实施危险行为的意思联络’并实际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的情况下，此类纠纷显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制度所解决的范畴。”，检察机关没有就这个案件及时提出抗诉，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因此丧失了一个扩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影响力的极好机会；此外，笔者曾经承办的金龙港湾小区业主委员会申诉案和李安福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申诉案大致也属于这类情况，高丽娅返还教案申诉案作为全国首例涉及著作权的教案纠纷案，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全国范围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这样的案例显然还是太少。当然这种情况部分受制于检察机关内部缺乏民事行政法律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以及由工作目标考核制度催生的功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逐步泛滥于社会的金钱、人情及各种关系因素同样在一点一点腐蚀着检察机关的身躯，造成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内耗，很多本有价值的申诉案件最终没能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而另一些缺乏足够抗诉理由的申诉案件却有可能被抗了出去。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民事行政抗诉的权威性和时效性产生动摇和影响。
笔者认为，本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从法院过滤到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法律资源已经相当有限，而对法院判决已经产生过影响的种种来自社会的案外因素再次延伸到进行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常常致使检察机关从上到下不能形成对外强化法律监督的合力，这实际上涉及到司法独立的问题。这才是制约我们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健康发展的最致命的障碍，如果不正视并立志解决这个问题，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就只能是空谈。当然，这联系到前面所说的法治环境和法治理念的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不但需要我们检察机关自身的不懈努力，还有赖于全社会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直至最基层的平民老百姓的共同追求和培育，远非一朝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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