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道德定位-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再次，道德对社会调控的成本比法律要低。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适用，需要难以计数的人财物。看看今天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机构及其运行就知道了。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来看，法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很高的组织成本、强制成本、代理成本、服从成本、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在社会调控上，如果我们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避免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又会使法律体系更加庞杂、限制人们行为的强行性规则难已计数，法律更加严厉。最后，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既会限制社会、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又会形成防不胜防、罚不胜罚的局面，更会增大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使之不堪重负。所以，孔子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出了仅靠法律的外在性强制，而不注重道德的内在性诱导的局限。道德，由于其产生形成是自发演进的，其实施靠的是社会的舆论、内心的信念和传统的力量，因此，无须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无须更多的组织成本、维持成本、强制成本。并且，如果道德将人际行为规则内在化，并达到在正常情况下无反应地（条件反射）、自发地服从的程度，这还会使人们之间的协调成本和决策成本进一步降低。
　　二、道德之所短
　　相对法律来说，道德有其长处和优点，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道德在具有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其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局限性与道德规则本身的特点相联系。
　　我们知道，道德对人性的设定为善。这一性善论，固然实际展示了人性中善的成分，满足了人们对善事物的期许，显示了人们对人性所抱的乐观态度。但是，性善论动机上的无懈可击和一相情愿，未必会带来善良的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性善论的价值判断重于事实判断的倾向，其结果还会导致放松对人性的警惕，以至把对社会的调控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之上。并且，过分强调性善，往往还会结出用强制的手段对人性进行改造，对人（尤其是统治者）作恶的不加戒备和不进行制度上的防范的恶果。
　　道德规则往往是未成文的，其意义是含糊的，它未得到足够清晰的阐明，也未被足够广泛地了解，从而不易认识，这一方面增大了人们了解它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又难以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一体化的适用。法律因其具有肯定明确的特点，并可加快信息的传递，更易于被快速准确地认识，从而节约了人们的信息成本，并使适用更具平等性。
　　道德规则的自发（第二方，second party）裁决可能会偏袒富人、有权人、名人和美人。“道德法庭”的裁决有时会阻碍道德本身的演进和社会的进步。因为新的进步的道德，在开始时往往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如果由传统道德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法庭”来裁决，新的道德的演进就会被延缓，社会的进步就会被推迟，并且还会进一步阻塞可能产生新道德的种种尝试的展开。法律是靠第三方（third party）的国家、法官、检察官和警官来实施的。作为公正代表的法官，能做到也必须做到公正的裁决，并让人看到公正的裁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