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凌云： 在救济的问题上，我的看法还是要对公私法二元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目前在行政救济理论上，走了一个泾谓分明的道路，最明显的就是国家赔偿问题，非要说是与民事赔偿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在公私法划分最为牢固的德国，国家赔偿却也是放在私法规则解决，这很有意思，也很耐人寻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可以适用共同规则的情况下，生造出一个公的规则？这极其不合理。
在行政契约上，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混合性的问题，如果民法解决不了，就必然产生公法的特别规则。而不像
行政复议法这样搞成“二皮脸”，把行政契约中一些类似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指主导性权利）单独剥离出来，其它的不要了。合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怎么能分割开呢？！争议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其它问题，即使是主导性权利的行使也不例外。所以这种思路不可取。就像刚才于安教授念的英国Harlow和Rawlings教授说的一句话，我也是很欣赏的。在解决行政契约纠纷的问题上，肯定要用混合的规则来解决。如果民法解决不了，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公法的规则。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杭州召开的司法解释论证会上有的法院庭长提出，当地政府把一块块的地划出来给小摊贩，签订一个协议，交多少钱，就把使用权给你，这算不算是行政契约？这种情况下产生纠纷，首先是政府有没有权力划地，而这又不是民法解决的，必须用公法解决。行政委托合同也是这个问题，这个权力能不能委托出去？是解决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要形成一个特别的解决纠纷的规则。同样道理，在行政契约纠纷的解决中，需要对行政诉讼的结构、审查机制等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引入一些特别的规则和制度。
作为行政契约的相对人或者被监督人，他们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
于安：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地方上高速公路的车太多，造成危险，因为高速路对车的载重车况是有要求的。当地政府按当时中央主管部门的要求，搞特许，作一个数量限定。上路只能有经过政府特许的车，这些车因此就有了独占性。有一个中标人后来觉得吃亏了，因为他发现拿到标后，别人仍然在上路，政府没有履行使他具有独占性的义务。他诉到法院。法院一看是合同就放到民庭去。民事上的救济手段，很难命令政府去行使国家的强制权。这个时候不进入行政诉讼怎么办？
关于高等学校进入行政诉讼的问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它不是行政机关，第二个说学校纪律处分是内部行政。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行政诉讼法讲被告有两类，行政机关和组织。高等院校可以放在“组织”中。第二个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根据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款。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定义得很清楚，是讲行政机关对公务员权利义务作的决定，没有延伸到高校来，怎么能作为根据呢？再看高教法和教育法，学校对学籍、学位、教师评定职称的决定权都是法定公共职责，不是以合同为依据的，为什么不可以进入行政诉讼？有的法院判决书中写上所谓“内部行政行为”，什么法律上有这样的提法？法官判案不依法，自己造一个词，岂有此理。即使是内部行政行为，法院就不可以干预吗？高校负责人可以在本单位无视法律为所欲为吗？如果这样劳动法也不需要搞了，因为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的关系。单位的内部管理不是可以独立于法律的飞地！这个国家的法制最终保护的是公民个人。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基层民主。内部关系不受法律约束不受法院监督如何实现民主？对于企业内部的关系国家法律都可以干预，事业单位负有公共职能，国家更应当干预，以保证公共职能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