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 好问题，难回答。我试一下。行政法压根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想寻找这样的东西是徒劳的。戴西的《英宪精义》，它在讲到行政法上有很多错误，但有一样很对，就是行政法是赋有时代特殊性的法，如果离开其时代必受其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能反映一个部门法很长时期要求的东西，在民事法里是存在的，例如罗马法的东西。而在公法则不行，对行政法的判断，如果找一个终级的东西，是很多年后人们才去做的事。自从工业革命后，世界有很多变化。反映这些变化的主要是政府的作用，是公法关系。
现在有很多人翻译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学书籍。对公法领域的作用有限。比如所谓很经典的说法，国家只是守夜人。这是十九时代的东西，以当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为背景的，现在说当作经典至少不实际。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有过这样的评价，真正让市场能够比较独立发生作用，在欧洲史上不到一百年。政府只当守夜人，靠私人合同来调节社会供求关系和实现社会公正，时间比较短暂。如果还固执认为这个时代还没过去，你不是一个麻木的人，就是一个呆子。所以那个时代产生的理论是不能应用到今天来的。持政府守夜人观点，在一百年前可以，但放到今天则是有害于社会的。所以行政法上不能说这个是经典。
行政法的东西，特别是政府的职能，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不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私人可以出于怀旧情感和经济节俭，坚持居住在祖辈房屋里，即使阴暗潮湿、交通不便。行政机关办公用房则必须考虑前来办事公众的要求，例如交通的方便。社会需求变了，政府职能就变，法律规则也就变了。现在要找所谓不变的公法基础理论，可能太早了。行政法是最能表现社会变化的法的部门。欧洲人说，私法长存公法常变，这是有道理的。你想寻求这个时代法的特点，那就去看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必须符合社会要求，而这不是政府所能选择的。
余凌云： 我很欣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对许多法学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注意
宪法问题，我注意到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经开始致力于扭转这种倾向，许多实体和程序问题都从
宪法上探询根源。这样就把
宪法变成活生生的、离我们非常近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对的，而且应该加强。我们有许多立法的问题恰恰是
宪法问题没弄清。比如谈到权利的配置往往是
宪法问题。在安防报警服务业立法中，国务院法制办的同志问我们：公安机关有没有必要管这个行业？如何管？这实际上关涉到警察权对公民权的干预，我认为需要从
宪法、组织法上去找正当性理由。我认为对行政契约的理论探询也要这样做，也要循着这个思路解决。行政契约营造了现代的民主的环境，它把民主的参政权融到制度之中。我感觉它是有坚实的
宪法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