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契约理论与制度走向的对话
于安;余凌云
【全文】
大家知道行政契约是一种新的管理手段，行政契约的理论和实践受到一些挑战，我们正在进行行政改革和政府转型，那么行政契约和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之间是什么关系？
余凌云： 对行政契约的研究必须放到公共行政改革的大背景之中。特别是从西方国家情况看，之所以行政契约受到政府这么高的重视，是因为其在当前的公共行政改革之中有特别的作用，能给政府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在英国，政府合同和契约规制的应用就非常广泛，提出“契约革命”、“契约文化”（contract culture）。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把许多公共事务通过转包（contracting-out）包出去，能够大幅度提高政府效率，提高政府服务品质。
在我国，行政契约的规制问题应该受到更多关注，这在政府改革中是必然的。比如，前不久公安部科技局召开了“贯彻《
行政许可法》座谈会”，装财局就提出，原来警服是通过审批来进行的，这是为了保证质量（比如，交通警察服装的反光度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和要求，以保证交警夜间执勤的安全），要求厂家要有一定的资质，但实践中又不太好把握，就交给省公安厅来推荐厂家，把住质量关，装财局只做形式上的审批。其实，在这里，审批的规制成效不高，流于形式，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来处理。所以，很多公共服务事务，完全可以推向社会，或者采取公私合作（民营化）的方式，服务质量与品质完全可以更好，效率与效益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
又比如，在“科技创安”和城市报警监控模式建设中，针对现在街头犯罪和入室犯罪比较多，为了加强安全防范，在小区、治安复杂场所、重点要害部门安装报警系统，一旦有犯罪侵入，就能够立刻感知，将有关信息传送到公安机关，警察立即出警、处警，进而能够有效预防、制止和精确打击违法犯罪，降低可防性案件发生率，提高公安机关应急处置能力。但是，技防设施和产品更新很快，需要日常维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杭州为例，杭州政府在技防设施上的投入力度是最大的，以对街面、重点要害部位的监控为主，一期投入5700万，目前正酝酿二期，估计将上亿。但是，如果单靠政府来组织实施，成本极高，政府会不断出现编制不够、资金不够等问题。实际上这完全可以社会化、民营化，可以委托给社会上的安防报警服务公司，由它们来运营。
110报警中心以后有没有可能也承包出去？我以为还是有可能的。
在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架构整合过程中，需要把一些公共服务的职能社会化、民营化，行政契约在这个社会化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政府通过契约规制能够有节制地、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公共服务的品质，消费者、相对人的权益不至于在运营方式变革与转型中受到意外的、不必要的侵害或损失。这是行政契约为什么受行政机关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的主要原因。
从更深的层次讲，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行政契约现象，可以认为这是援引市场经济的理念重塑公共服务模式、推进政府观念革新的一种载体与结果，契约规制的本身就见证了政府转型与理念手段更新的过程，或者说是反映这个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