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讲座一——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第二步，主权是什么？博丹说主权是绝对权力，霍布斯、卢梭也这样说。这太可怕了，这个东西，你讲权力，赤裸裸的东西，他就像使魔法一样，把所有人的力量吸到他的口袋里，变得无所不能。他们还说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他要是发疯了，我们也得服从？他什么时候叫人死，我们就得死，太可怕了。社会契约论者不把主权作为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来分析，而是作为一种正当的东西看待，把权力作为一种权利。正如福科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讲的，在经典法权理论中，权力被视为一种权利，人们像拥有财产一样拥有它。社会契约的理论就是为了这个论证服务的。权利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是一个意志概念。如果不能对主权者意志予以规定，给它一种道德限制，那么这种论证比赤裸裸的权力更可怕，因为它披上了道德外衣，却没有注入道德的精神。卢梭必须规定主权者只思考好事不思考坏事，只干好事不干坏事，只有如此，他的人民主权才是可接受的。如何才能让主权者只思考好事呢？这就得给主权者人格设定/赋予一种专门的意志，而不能设定/赋予其一个自然人的任意意志，这个意志叫什么呢？卢梭把它称为“公意”。同时还必须规定这个意志的思考对象，这个对象是什么呢？这就是公共利益。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公式“主权=公意”和第三个公式“公意=公共利益”。
　　先讲第二个公式：主权=公意。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主权是公意的运用。首先卢梭对它进行了本质界定：公意这个东西永远都不会错，也就是说是善的。这就给绝对主权找到了道德基础。公意是做好事的嘛。这跟神一样的，给神多一点权力行不行啊？没问题，因为神是干好事的，那赋予它全权怎么样？就全权吧，好事多多益善嘛。所以卢梭这里很有意思，他是要从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建立政权规则，也就是要把人世间的政治秩序从神那里砍一刀，砍断神圣的联系，再也不要说谁是天子，谁是上帝的儿子，也不要与教会挂钩，我们这些人就可以给自身设定了一个活法。但是现在你发现他的思维其实还是神话思维，同样树立了一个世俗的“民主神”，一个为善的绝对的神一样的主权者。施密特有这样一种说法，政治哲学里面的概念没有几个不带有神学色彩，或者没有神学渊源。他是对的。主权这个概念就很典型。卢梭必须想象公意是个绝对好的不为恶的东西，这样才有道德的力量，才有道德的正当性。假设主权者又可为恶，又可为善，那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绝对的交给你。只有对神，我才说，我是你的儿子，我的命是你的，全部为你贡献，我服从你，对不对?你如果不是道德上绝对善的东西，我凭什么服从你的绝对指挥？你今天干好事明天干坏事，我为什么服从你呢？你干好事时我服从你，干坏事我不服从不就完了吗。公意的概念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包括刚才讲的人民，就是道德上的公我，其实这两个是一起的，我甚至怀疑他的“人民、公意、公共利益”三位一体，也有一点模仿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味道，不过我没有考证。
　　下一个问题马上跳出来了：公意永远好，永远正确，可关键是，现实世界有这个东西吗？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你不能只打出公意的旗帜，而不告诉人们如何发现它的方法吧。如果实际找不到，结果出现一堆冒牌货，这最可怕了。伪君子要比真正的小人更坏。所以他讲的公意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每个人都要参与，因为公意是一种意志，离不开自然的人的意志过程。众意是通向公意的唯一道路。这一点，后面我们讲人民主权的实践原理时还要具体解释，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二层，神秘的立法者的介入，有人称“从天国里插入的一只脚”。公意在概念上不等同于众人的意志之和，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的东西，必须有自身的质的东西。全体参与了，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怎么办呢？公意永远正确，众意怎么能做到呢？现实中需要大家投票，绝大多数人只发现自己的利益，根本看不到全局或不顾全局，大家知识可能很有限，没有远见，只考虑现实意义。这就引出了一个民主制度里面非常大的问题，也是政治哲学里面从古到今对民主制的担忧：什么人都参与进来，民主如何保证德性和智慧？投票是做出判断和规划，一个明智的判断。我没有知识看不清事态，怎么办呢？谁能照亮我？英文中的 enlighten的本义就是照亮，使之不再糊涂。古代人干脆主张闲人政治，或者哲学王。但是古代观念后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要归因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两个运动把人给立起来了，平等地立起来了。卢梭的前提就是个人是自由的这样一个命题，他就不能用哲学王了。可是又不能把政治推向非理性，于是他想了一招，引入了一个神秘的角色，叫立法者。立法者不是我们今天的意义，是指导缔结整个共和国制度的人，像幕后师爷或者天外来客。在古代就有外来立法者之说，立法者最好是外来的，因为他没利益。可是将这个角色安排在哪里呢？立法者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你让他来立法的话，他就想当个国王啦，总统啦，那怎么办呢？卢梭说不行，他有提出建议的权力，但是他不能有决策权，他不能有利益。这样等于请哲学王充当了共和国的技术指导，有他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大家一听：“明白了”。立法者一看大家明白了，说：“行，明白了我就走了，我不投票，你们也不用选我”。多好的事情嘛！回头一想，“不对哦，卢梭，你讲得好听，你去哪里找这个人？有这样的人吗？”他那么聪明，那么深谋远虑，他能不攫取权力吗？卢梭也觉得为难，他说，立法简直需要神明。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中，一切代表先进力量的人都会占住领导地位，控制社会资源，对不对？我是优秀的，但是我不像卢梭的立法者不计自我利益啊，统治从来都是强者对弱者，聪明人对一般人。你不能设想一种社会是傻子统治聪明人。实际上最聪明的人总是掘取最好的位置，在民主社会也一样。那么，卢梭你提出这么个东西，不就是给专制主义者提供一个引经据典的依据吗？其实不是的。在哲学层面，由于众意和公意之间有一个裂隙，一个德性和智慧的裂隙，必须用一种材料来弥补，所以卢梭引入了这个立法者。这恰恰提醒了后来的民主理论，永远不要忘记这个逻辑裂隙，不要把人民主权简单地等同于投票，还需要德性和智慧。只有具备了这两个东西，公意才成其为一种意志，一种善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