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物法律主体资格简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进一步，笔者对于传统法律的意志论，进行了挖掘，认为意志本身是可以拟制的，进而推导出法律上的“人”也是可以“拟制”的，因此作为自然物完全可以被法律拟制为“法律上的人（主体）”。可见，笔者本身并没有超越传统的法律认知（即主体意志论）。而在这一方面，有学者已经果断地提出“意志并非创设主体的唯一标准”，其提出了“感知疼痛、人的形状、自利自保的天性、拥有情感”[10]等等因素也可以成为赋予其主体地位的可权衡的标准，进而论证自然物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被赋予法律主体。
　　理论上的推导，需要实证的支撑，因而笔者引用了案例来说明，在国外的司法判例中，出现了动物作为原告的这样一个对于“同情论”者欢喜雀跃的案例，这样一个案例几乎出现大部分的自然物权利主体资格的论证文章中，毕竟，这类案例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当然，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其他论证者还引用了如下的论据，诸如“各国出现了对于生态抑或动物的特殊保护法令”，“德国法上已经明文阐述‘动物不是物’”“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分离”“监护、代理抑或信托制度的借用”等等，如此众多的论证材料和方法，笔者不一一详述。
　　但是，这些论据本身真的能证明，自然物应该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吗？或者说，这些论证过程是完备并且充分的吗？
　　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创设了一个研究氛围，各种保护法令的出台，以及出现对动物的“特殊关爱”无非是人类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的一种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自我觉醒，而这始终只是为“自然物拥有权利主体资格”建构起了一个前提的前提。我们有什么直接的理由来说明在法理上的应然性呢？毕竟目前所谓探讨的自然物法律主体资格的认定，都是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上的，这时候回归到了本小节刚开始提出的一个问题，赋予自然物权利主体资格具有“正当性”吗？或者说是具有“合法性”吗？
　　当我们去探讨某种事实和规则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的时候，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来源或者依据在哪？神治时代的神谕、德治时代的道论、人治时代的君语、法治时代的民意，这些都可能是一种正当性判定的依据。正如查士丁尼曾经说过，君王的需要的就是法律。当君王需要将树木、花草、鸟语等作为法律主体来看待时，这便成了当时的法律态度，因而获得了正当性，而不论在以后的哲学时代如何地驳斥这一规则，都无法改变这样一种规定的存在。借用学者江山很欣赏的一句话“古希腊诗人色诺芬尼这样说道：起初上帝不向人类启示每一件事情，然而，经历长期的探索之后，人类找到了更好的诠释方法。历史本身就是人类所受到的启示，人类每重新解释一次历史，就重新受到了一次启示。重新诠释历史就是重新诠释人类自我”[11]，那当我们真的如果发现，在曾经的查士丁尼时代，有这样一个规则，那么现在我们的“同情者”们就会欢呼雀跃起来了，历史给与了我们重新思考的空间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