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从这样一个变迁中，却依然发现这样一个可供探讨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与时俱进”的推动力在于，生态环境对于人生存的“重要性”。很显然，哲学上价值的定义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生态环境作为“客体”，在当今，因这一“有用资源”存在“稀缺性”使其价值量增大，因此得以改变“人类的态度”，那么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生态环境也可具有“类人化”的资格，那么在上文的阐述中，一个既定的法律推导逻辑就悄悄发生了变化，“生态环境”因为其拥有了对人类存在具有特定意义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因为其价值的愈加增大，使其在与人类的角逐的天平上，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砝码，使得人类社会不断地改变自身的法律观念、立法态度，并且不断地修正自身的伦理观念等等。于是乎，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去面对，这个假设是有意义的吗？生态环境具有“类人化”的资格，能在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以及法律观念上有生存的土壤吗？
　　随着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这些问题的探讨，愈加热烈，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可以分作为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以施韦策、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利奥波德、纳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4]本文在此不去讨论各个学术的内容本身，笔者通过此，看到的是，他们理论的共通点在于，都将道德的共同体的范围从人向外扩展，认为“人不仅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对自然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并且后一种义务并不是前一种义务的间接表现”。笔者从中体会到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念，提倡的是将人类道德义务的扩展，而这一扩展应该延伸到什么层次，什么范围，这形成了以上三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以生态中心论为样本研究而言，我们看到其将道德客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些著名的言论，诸如“利奥波德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只看作是供人使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它应当指导我们的道德情感。他提出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当一件事情有益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当它趋向于相反的结果时，它就是错误的。”[5]；“纳斯指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到形而上的“大自我”即‘生态的自我’的过程。因此，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范所要强调的就是：个体的特征与整体的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深层生态学的另一最高规范，这一最高规范所要强调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纳斯把这种“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明显他把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扩展到所有生物，而且扩展到“河流、大地和生态系统”[6] 这里面，将人类的道德义务扩展的基础是，人类与生态自然享有平等的地位，在这里，虽然“与人类中心主义”一样，都是从人类为出发点，但是却摒弃了，生态环境作为隶属于人类的“财富”这样一个“保护尊重环境”的逻辑基础，因为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中，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的“价值量”的大小，影响了其人类的态度，而前者却恰恰是，因为生态环境“与生俱来”的“品格”，决定了人类的态度。这样的一种差别，也就成为了“人如何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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