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不仅在于改革这个方向，而在于是否应当完全放开，放开会出现什么问题？这是我们法治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如何将问题限制在最小。限制在最小，不仅是为了稳定，而在于防止制度的大起大落，让制度稳定前进，而不是来来回回。使得人们幸福，社会和谐，保证下一步的改革顺利进行。
因此，操作问题变得重要起来，时间问题变得重要起来，这都是需要法律人更为关注的。这不仅考验我们的智力和能力，而且更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毅力。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就会是持续20年甚至更长，我认为。因为大方向已经确定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同一的民族国家的需要，都需要一种统一的户口制度。但是，一下都放开，就可能出问题，我们不能只有好愿望，而不管后果，不管后果的人不是好法律人，而只是道德学家，甚至可能是虚伪的道德家（言词左派，生活右派）。
还要考虑改革之后的长远问题，例如跨省流动，或迟或早，这个问题也会凸现出来，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小国不会面临诸如跨省流动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法律人不仅仅要学会发现和批判社会问题，还要尽可能努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竞争，实现好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园。
还要有政治眼光，例如改革后人口很可能也必然大量流动，那西部边境地区如何办？这就会考验政治家-法律人的智慧。还有就业问题，社会救济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些都需要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如何共同发展？城市发展的成果如何与农村分享？这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制度改革，是真正的宪政问题--如何在公民基础上建设民族国家，建设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还要有全局眼光，例如，这样就可以更好理解新农村建设问题了，中国人其实是不愿离家的，除非他有更大的激励。新农村的建设可能就是解决如何凝聚农村和农业人口的制度。这需要想象力，触类旁通。户籍问题不仅仅是户口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户口背后的利益问题。户籍所承载的城乡差别，社会福利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没有实际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北大的同学有政治家、法律人的眼光和能力，要懂得社会，懂得国际政治，不论是眼光还是做事都必须要大气。而不能太简单，甚至无知。或许你不会富贵，不会出人头地。但是像马克思所言：“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人将流下热泪。”必须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为民族感和民族事业有所承担。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今天没有选择最牛钉子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那么具有法治意义。后
物权法不可能改变许多问题，之前有，之后还会有。法典与法治实践不是一回事，法治是实践的。《
物权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确立了规则，确立了界限。但是法典编撰的胜利，并不能替代具体生活中的纠纷解决。这需要你我的参与，而需要我们关注后
物权法时代的“问题”。所以法治绝对不是什么“神圣”的事业，而是世俗的事业。它不是总是充满欢快和成就的，而需要长期的建设。比如，婚姻不是“婚礼”，而是婚礼之后的洗尿布、洗碗这些细碎的事情。因此钉子户在我看来更多是一个新闻事件，是新闻媒体的肤浅带来的，一个吸引眼球的事件。三个月后，这就过去了，大家都会遗忘。而户籍管理问题则会是一个长远的体制、宪政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大量细致法律制度建设和实践。杨丽娟问题同样如此，这当然有法律问题，自由问题，精神病问题，权利界定问题，包括制度如何促使社会财富的最佳使用，等等；也还有对媒体的质疑，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媒体介入，杨丽娟会如何？她的行为其实并不正常，媒体又为什么明知这些还要这样炒作，恐怕不能用物质来解释，我希望大家看我的“我和你深深嵌入这个世界”一文。我们必须聪明起来，不能被某些媒体左右，去发现在媒体炒作背后被遮蔽了的更为深远的、深刻的问题。必须保持我们的专业视角，而不能被媒体所裹挟，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这个评论的媒体作用。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给社会贡献我们自己的专业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