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不要自我限制，视某个或某些问题是，某些问题不是。重要的是眼光，要看到并认真深入其中的制度意义，法律意义，公共政策的意义。甚至一个奇闻轶事，比如今天我还看到关于亲子鉴定的一个报道，说大概百分之二十的鉴定是非婚生子。这也可以视为法治和公共政策问题来讨论。而且很有法治和公共政策意义的问题。因为家庭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制度。如果上面讲的这种数据是真实的，那么中国家庭制度瓦解了会是多么大的事件？治安问题、政治问题问题都会接踵而来。如果我们有意识，这些都可以并且应当分析。相反有些看起来挺轰动的事件，则未必需要评论。
　　因此选择就是必要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选择真正有意义的，涉及到社会基本共识，国家与社会的大事。北大是有这个责任的，要引领风气。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要使这个评论成为一个品牌。
　　要防止中国的法治和公共参与成为一个关注"八卦"的法治和公共参与，我有这种担心。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制度意义上的法治，而不是八卦文化的法治。这才对中国法治建设有所贡献。这需要眼光，要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个问题却在灯火阑珊处。要关心中国问题，大问题，普遍性的有制度意义的问题。
　　三、因此，我今天向要讨论3月29日关于建立以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要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在经常居住地落户，引导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优先准予落户。”
　　这在我看来，是最近最重要的法律事件和公共政策问题，是涉及中国的大问题。表面看来，这是早该做的了。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它和当下最大的农村事业“新农村建设”关系非常紧密。
　　第一，它首先反映了现行制度必须改革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该制度开始成为问题了，包括城乡差别，不同待遇等等问题都出现了。
　　人口问题在古代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大量社会学家研究过的问题。首先需要关注和追问的是：1958年我们为什么建立这个制度。首先，因为当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当时大家宁愿呆在农村，人们不会背井离乡。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工业化发展，城市开始发展，城市收入开始增加，人口开始有流动的动力了。其次，1958年对于新中国来说建国不久，政权还需要巩固。国家限制人口流动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掌控人口数据就具有非常重大的功能，包括国家边境安全。户籍制度、暂住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等在诞生之初就会承担起这些功能。而这又常常为今天的人们所忽视，看不到。因此，在当时看来，这些制度甚至被看作对民众是有好处的。而今天，这些制度却出现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旧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需要。现在要不要改革已经是不用考虑的问题了。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到工商业社会，人口的流动带来的巨大收益超过了限制人口流动的收益，而且流动的收益同样是一种国防利益，这和当年制定户籍制度时的预期收益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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