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宪政与主权（不管是国家主权还是人民主权）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张力，甚至可以说，现代宪政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此，不管是以“国家人格与国家守法的难题”提出来，还是以“民主与法治的悖论”提出来。美国人讨论违宪审查的正当性，往往离不开人民主权或民主正当性。不管我们偏重“主权者决断”，还是偏重法治或公民自由，都是面对“主权与宪政”的紧张关系的一种态度。这些概括仅仅描述了二者间张力的具体表现，即前者强调绝对性、不可分割性，后者强调相对性、可分割性，并没有揭示张力的根源。其实根源在于二者对于“国家——社会”的认识差异。前者把主权者和臣民直接对立起来，不管是博丹、霍布斯还是卢梭都坚持这种结构。在博丹和霍布斯的国家中，个人是消极的，是“臣民”；在卢梭看来，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就是“主权者——臣民”的辩证结构，该结构可以克服“主权——自由”的矛盾。主权论者都撇开社会中间层，有的认为社会的就是政治的，有的虽然没有走到这一步，至少也不把社会作为政治国家概念的本质要素。宪政主义直接主张的是瓦解主权的绝对性、分解主权，从而建立有限政府，其价值关怀在于给社会和个人保留自由空间。在不同时期，宪政主义者对于国家职能的期待不完全一致，对个人自由可能偏向消极一面，也可能兼顾积极的一面，但整体上坚持“国家——社会”二元论。在我看来，现代国家包含了上述两种矛盾的认识。一切国家都潜在地假定了国家高于社会，国家主权不受限制，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稳定的统一的秩序，才能具有应对紧急状态、克服内外危险的能力。在秩序已经建立之后的常态政治期间，又给社会保留合法空间，用约束国民的法律约束国家自身。分权对于常态政治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例外状态，确是国家生存的障碍。因此，国家的绝对主权不是即在的现实性，而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藏而不用”、“悬而不坠”的利器。
二
本书的标题和各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几乎都是一些“大词”，在法律学术开始注重“科学化”、具体化、技术化的时期，这很容易遭来误解和反感。我想表白，我对这些大词的使用并不空洞，至少我这样努力着。为此，我想在此检讨一下公法学的研究方法。
公法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科名称，在学科安排上，
宪法和行政法分离。基于两个学科关心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的同源性、相似性，我们也常常说公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公法学自然需要采用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典型的法学研究方法是把法律规范从社会背景中剥离出来，抛开价值判断，研究构成规范的语词和概念的内涵、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规范与规范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结合个案判断规范的可适用性。中国学者常常把中国法学称为概念法学或形式法学，其本意是抱怨研究方法的单调贫乏，但是由于我们概念分析和逻辑建构的功夫并不深，所以这个说法恰恰是一个反讽。和法学其他学科相比，宪法学的概念分析和逻辑建构更加肤浅，流于对政治语汇和教条的抄袭。可以给学者们开脱一些责任的借口是，司法判决不能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勉强的借口，因为有许多的事件和案件涉及到宪法规范的解释，法律学者们完全应该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遗憾的是，在一些被炒作的
宪法案件或事件中，我们发现多数的论点背后并没有一个法律解释的论理过程，一些指控或论述甚至缺乏起码的法律技术。我看不出它们和运动的语言逻辑或常识判断有什么差别。如果说
宪法不能在个案中适用是宪法学缺乏法学味道的一个借口的话，那么，行政法学就没有开脱的理由了。有那么多的行政诉讼和复议的案例，但是，把行政法教科书过滤一下，近20年来的概念研究究竟有多大进步呢？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