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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See, H. L. A. Hart, “Postscript”, in The Concept of Law (Second Edition), ed. by Penelope A. Bulloch and Joseph Raz,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239.
自然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而在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那里，法律似乎成为一种官方的预测和行动，在法官适用法律之前，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法律本身。哈特在回应这两者的过程中，表明了法律与道德分离、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体系能够独立存在等立场。
哈特对于功利主义的捍卫，可参见“功利主义与自然权利”，“在功利与权利之间”等文，见哈特：《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W. L. Morison, John Austi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2，本文后面还将提到并分析莫里森的观点。
Neil MacCormick, H.L.A. Hart, Edward Arnold Press, 1981, p 19.
以上关于英国法理学发展背景的评述具体参见Neil Duxbury, English Jurisprudence Between Austin and Hart, Virginia Law Review，March, 91 Va. L. Rev. 1 (2005)。个中原因不仅有着理论方法上的迟滞，比如哈特依凭的日常语言哲学没有出现，而且还有英国法律制度的传统及学科发展方面的原因。该文的作者指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那些新兴法律院系并不鼓励法理学的雄心：法律的指导主要是在大学生的层次；学生基本来自工作间隙到大学学习的实习律师；法律资源，尤其是图书资料欠缺；法学教师们很少完全把心思放在学术创新上；总之，英国的法律院系的环境并不适合那些想要发展、而不仅仅是总结和传述法哲学的人。”
Nicola Lacey, A Life of H. L. A. Hart: the Nightmare and the Noble Dre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7.
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李清伟、候健、郑云瑞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同上，第81页。
同上，第82页。
同上，第94页。
同上，第95页。
参见《法理学的范围》，第13页。
H. L. 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
奥斯丁的分类散见于《法理学的范围》一书各处，主要见于：第13－17页；第147－149页；第五讲等。
《法理学的范围》，第303页。
同上，第305页。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Second Edition), ed. by Penelope A. Bulloch and Joseph Raz,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14.
The Concept of Law, p 16.《法律的概念》一书从头到尾都在区别这种语词的具体用法，比如有关公园不准停车的规定中，车到底指什么，是电动车、机动车还是自行车等。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
同上，第47页。
哈特：《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第56页。
参见，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第62页。
参见同上，第17－18页。
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参见同上，第83页。
参见《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第65页，注25。
《法理学的范围》，第208页。
上面三个有关自然法就是“上帝法”的论断，分别见于《法理学的范围》第44页；第146页；第151页。
参见同上，第152页。
参见同上，第186页。
《法理学的范围》，第187页。
以上批判及引述参见同上，第209－211页。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进路和考虑，对于奥斯丁的理论提供解释。但他们得出的结论都基本支持这一观点：即奥斯丁的实证法学意味着世俗国家世俗法律的运动。比如：颜厥安指出：“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将国家贬低降格为市民社会的伦理性一环，那么一种以实证法为理论核心的法律哲学亦告出现。而由于国家仅发挥制定实证法、司法与监督管理的功能，因此作为法实证主义原始基础的命令论自然亦告成立。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自然法论促成了各民族国家之实证法典运动，而古典政治哲学与自然法论的衰落，将市民社会之伦理环节等同于国家，则是在理论层面促成实证主义兴起之主因。”颜厥安，“再访法实证主义”，《法理学论丛》，（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月，第575－576页；又如强世功评论说：“正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正是基于以国家法为核心的制度化的形式理性法的确立，正是由于专业化的法律职业的兴起，正是由于法律科学方法摆脱了哲学或者政治学命题的干扰，法学才摆脱了哲学、政治学、宗教和伦理学的控制，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见其著：“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一场表演”，载于“法律思想网”， show.asp?id=770。
参见拉德布鲁赫著：《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章：“法律理念的二律背反”。
这种自然法以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及古典自然法学家卢梭、洛克、霍布斯为代表。而所体现的具体文本则是那一时期的人权宣言或权利宣言。
see, 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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