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宪法解释的效力如何？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的
宪法解释是抽象解释，其效力与司法审查制度下法院的解释仅仅具备个别效力是不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应当具有一般效力，也就是对所有未来发生的相关问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是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立法功能相适应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
宪法的抽象解释具有一般效力也符合
宪法解释的“功能适当原则”。
以上是依据“功能适当原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宪法的基本模式的简要推论。依据
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的基本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宪法解释只能采用抽象解释模式，而不能针对个案作具体解释。
但是，在作出这样的理论推导后，我们会发现一些进一步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抽象的
宪法解释如何同立法相区分？抽象的
宪法解释和立法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质性，都是在续造
宪法和创造规范，所以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学者认为抽象
宪法解释是一个立法环节。但是，在德国宪法法院制度和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度下，二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宪法解释的机关和立法机关是不同的两个机关，而在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宪法的体制下，二者的区分就会变得模糊。这也被学者们看作是我国宪法解释实践无法展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才能解决这一问题：（1）原理，中国的宪法学家必须以足够的智慧的创新精神，在中国的
宪法文本下创立一套区分
宪法解释和立法的理论；（2）机构，必须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职司
宪法解释的专门机构，直接承担释宪职能。（现在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在地位、职能等方面都不足以承担这项职能；）（3）程序，必须就
宪法解释的事项、提议、审查、决定等建立专门的程序。如果宪法学者的研究最终证明在现行
宪法的框架下可以完成这些理论与制度建构，中国
宪法解释的实践庶几有展开之可能。
【注释】 参见托马斯·杰斐逊. 关于对法条约的意见. 载梅利尔·D·彼得森编辑.《杰斐逊集》（上）.刘祚昌 邓红风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452－453.
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John Jay (July 18, 1793)，quote in http://press-pubs.uchicago.edu/founders/
Letter from the John Jay to President Washington (August 8, 1793), quote in http://press-pubs.uchicago.edu/founders/
如果考虑到约翰·杰伊本人的经历，他拒绝提供咨询意见的举动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约翰·杰伊本人正是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在美国对英法两国的关系问题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他是联邦党人中亲英派的主要代表。在他拒绝了华盛顿总统的要求后，华盛顿总统发表了著名的《中立宣言》，实际上否决了美法同盟条约。而此后华盛顿任命的对英国和谈的首席代表正是约翰·杰伊，而1794年与英国签署的和约也被称作《杰伊条约》。也正是因为杰伊在外交上过于亲英，在《杰伊条约》中没能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利益，导致国内的一片批评，最终葬送了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政治理想。
这一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华盛顿总统的国务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却坚定地主张总统应当领导
宪法的解释工作。参见乔伊斯·亚普雷拜. 美国民主的先驱：托马斯·杰斐逊传. 彭小娟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