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原理也可以从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度的构造与运作中推导出来。法国的
宪法委员会是与总统、政府、议会和司法机关并列的国家机构，是一个专门性的
宪法监督机构。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制宪者就已经将这个机构界定为政治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而将其定名为“委员会”而非“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29]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要功能也是监督议会，但这种监督并非在议会立法之后的监督，而是在法律颁布之前对法律进行合宪性的审查。所以，
宪法委员会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参与“创立”法律，而不像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样在法律成立之后“摧毁”法律。所以，
宪法委员会的功能更接近于立法，而非司法。也就是说，
宪法委员会实际上是在履行立法的最后一道程序。与此种功能相适应，法国宪法委员会对
宪法的解释就只能是抽象的解释，只能就法律是否合宪作出抽象的说明，而不能像法院那样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解释
宪法。所以，尽管很多法国学者倾向于认为
宪法委员会具有司法机关性质，或者认为
宪法委员会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司法审查制度，但由于
宪法已经对其功能作了明确的界定，在不改变现有权力配置体系的情况下，
宪法委员会的
宪法解释模式就只能是“抽象解释”，而不可能是“具体解释”。正如法国宪法委员在1962年声明的那样，
宪法委员会承担的是“咨询角色”。[30]
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同为
宪法解释机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进行“具体解释”，法国宪法委员会只进行“抽象解释”，而德国宪法法院则既有“具体解释”，又有“抽象解释”。它们各自的解释模式的选择，都与
宪法赋予它们的功能相适应。
“功能适当原则”实际上对
宪法解释权的一项限制。不可否认，
宪法解释权是一项极为强大的权力，由于
宪法是最高法，
宪法解释权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种难以制约的最高权力。如果
宪法解释机关恣意而为的话，就可能形成释宪机关的暴政与独裁。而“功能适当原则”就是对
宪法解释权的限制，要求释宪机关只能在
宪法分配给它的职权范围内解释
宪法，先有功能，后有
宪法解释，而不能通过
宪法解释去为自己创设功能。
宪法确立的国家各个机关之间的“功能秩序”，是
宪法解释机关所不能破坏的基本宪政秩序。
五、从“功能适当原则”看中国
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
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将
宪法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
宪法解释，应当选择怎样的解释模式呢？
尽管我国采用的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却并非人由民代表大会行使一切国家权力，
宪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同样进行了国家权力之间的明确分工，划定了各个国家机关的功能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思考中国
宪法解释的模式选择也应当从“功能适当原则”出发。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超越自身的功能空间行使
宪法解释权，也会破坏
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导致全国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冲突。从我国宪法规定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主要包括制定法律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权，而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权则明确赋予了各级法院。这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司法机关之间是有着明确的职权界限的，从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
宪法时也不宜侵犯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与美国最高法院不得对抽象问题提供“咨询性意见”正相反，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针对具体的个案解释
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
宪法时，要尽可能超越具体个案争议的层面，而要通盘考虑各种可能性，考虑各种抽象和假设的问题，对
宪法作出能够普遍适用于整个社会生活的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解释本身，也不应该像法院判决那样是具有具体针对性和终局性效力的，而只能是初步的，可以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针对具体情况作进一步判断的大致意见。质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宪法的解释只能是“抽象解释”，而不可以是“具体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