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都很薄，加起来不到300页，却影响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近代文明的理解模式，就是高举文艺复兴，贬低宗教改革；高举理性，贬低信仰；高举诗人，贬低牧师。但在最近一百多年的人类精神史上，说“个人不是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约翰·邓恩是一位牧师；说“我有一个梦想，所有人同席而坐，亲如手足，自由响彻每一个地方”的金博士是一位牧师；忏悔自己“他们先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的马丁·尼莫拉是一位牧师；力阻法西斯的狂轮，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朋霍费尔也是一位牧师；说“爱，直到受伤”的德兰嬷嬷是一位修女，在非洲谦卑屈膝，行医50余年的学者史怀哲，则是一位神学家和平信徒。他们和一切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活出了他们所说的话。在20世纪人类的政治罪孽和人性堕落面前，筑起那道最坚固的人类价值的守望线的力量从哪里来？不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而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新教改革。
　　德国的悲剧之一，就是启蒙运动胜过了宗教改革。所以霍克海姆和阿尔多诺说，“启蒙就是集权主义”。反之，在新教传统胜过启蒙传统的地方，如英国、荷兰、北欧和后来的美国，也许那里的作家都不够浪漫，但那里的政治家也都不够专制。无论是法治传统，还是自由宪政，主要不是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中心如意大利、法国和普鲁士产生的，主要是从新教改革的几个中心产生的。一是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西敏寺），这里诞生出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也诞生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一是荷兰，近代的联邦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清教徒的中心，“多特会议”奠定了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点。一是苏格兰，新教史上最伟大的长老会传统，和人类近代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都在这里，这一切使苏格兰启蒙运动一直立足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的保守之上，不像欧陆那样，立足于青春叛逆式的反宗教、反道德的人性张扬的废墟。
　　人在万物中的位置
　　秋风论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陆启蒙运动的迥异。需要补充的是，在欧陆的启蒙运动内部，同样也有两种启蒙与复兴的差异。军宁先生引用帕斯卡尔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来支持文艺复兴之后的个体至尊。这恰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帕斯卡尔是当时天主教内倾向新教立场的法国冉森派的主要发言人。不久前我在巴黎特别参观了他隐修其间的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废墟。他的《思想录》中，有一句更著名的话，“没有上帝，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笛卡尔和帕斯卡尔，是启蒙时代的两位巨人，看起来他们都高举人的思想与理性，但他们恰恰代表了两种启蒙、两种复兴的迥异。
　　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当年奥古斯丁挣扎于个人生命的深渊，最终从希腊哲学向着基督信仰归正，找到了人类智慧的真正归属，就是在恩典中领受上帝的启示和生命。但中世纪后，天主教会的神学倾向，开始过多的依靠自然神学来解释上帝，高举人类理性或普遍启示。从阿奎那开始，教会开始向着希腊文化掉头，而笛卡尔则开创了一个向着希腊狂奔而去的异教化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上帝”变成一个抽象的、唯理主义的和泛道德化的概念，变成一个彻底希腊化的、柏拉图式的上帝。基督信仰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完整的“天父的世界”，从笛卡尔开始断裂了。从此信仰与理性、价值与事实的断裂的二元主义世界观，拆毁了基督信仰。从笛卡尔到康德，启蒙运动一路走上“理性的僭妄”，上帝的位格被一点点剥去，上帝的特殊启示被一点点轻视。所以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一开始都立足于基督信仰，最终却演变成反宗教的浪漫主义狂飙。当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天地之间，人的绝对存在从此依据人自身而确立。因人的自负，恩典被取消了。就如加尔文所说，人怎样轻看自己的罪，也就怎样轻看了十字架。于是那一位“T AM WHO I AM”的、自我启示的和道成肉身的上帝，就被拉下了宝座。尽管笛卡尔仍自称为天主教徒，但他的“我思故我在”，对欧洲而言，犹如亚当吃下了第二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