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原子式的个体本位，的确最大化的消磨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时消磨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没有意义，道德也就没有意义。荒谬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人却要把自己绝对起来。个体的绝对化，意味着无善无恶、“天地不仁”。这就是各种权威主义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原因。尽管在世俗的层面，个人与国家如此针锋相对，此消彼长。你可以在国家面前坚持“个体为尊”，但当你把国家换成“天地之间”时，你会发现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万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绝对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绝对性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宣称个体必须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同时谦卑的宣称，终点必须不归政治管。但当“个体”的价值超越政治范畴，被拔高为道德的、文化的和灵魂世界的一个起点时。我们终究要回到高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人类的制度困境，如果审美中的人性张扬成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和辗转，最后的梦想也不过如此。那么庄子的话听起来就是真正的讽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新教改革与信仰复兴
　　秋风的文章澄清了对中世纪的一些误解。1163年，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此后激发了哥特式教堂的建筑热情。仅在法国，一百年间就有超过500座哥特式大教堂被建造。建筑师运用当时一切办法和材料，拼命增加教堂的高度，使教堂好像削尖了脑袋，那种把人带到上帝的荣耀面前的渴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就连雕像也尽量拉长，脖子、胳膊和腿，似乎都要直冲天国。同时大学开始兴起，人的理性与信仰的结合，那种对真理的纯全的热爱也一样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哥特式大教堂的尖顶，是中世纪文化与信仰遗产的一个最形象的例子。它不是人类价值世界的投降书，而是一份真正的复兴宣言。
　　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世纪矫枉过正的傲慢与偏见，盲目的反宗教立场，使文艺复兴中有多少奔放的脑浆，法国大革命中就有多少迸裂的血浆。当拜伦和雪莱在不道德的个人生活和无边的精神世界中唯我独尊，诗人式的独裁者在极权主义政治中与国家崇拜的合为一体，不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894年，康德这样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1830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义》中讴歌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的血肉相连：“顷刻之间，理性、正义的观念树立了权威。从此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自从太阳悬在天空、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以来，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人的存在以他的头脑，亦即以他的思想为中心”。这就是文艺复兴式的“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被拔高到宇宙的中心，人却希望国家是谦卑的。人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去膜拜，人却反对对领袖和国家的膜拜。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完整的，从此再不愿意向着世界破碎自己，顺服在比个体更高的价值之下；人却要求政治国家向着自己破碎，接受权力的分离和制衡。受启蒙运动以来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不是一直挣扎在这之间的矛盾境地吗？
　　刘先生说西方近代文明主要来自文艺复兴的激发，这话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正确。因为近代的启蒙与复兴，也被称为三“R”运动，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都同样面对一个糟糕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压迫。它们的反抗，共同奠定了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也带来了两种启蒙和复兴的道路。但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眼光似乎只能理解和关切其中的一种。新教改革的意义，清教徒和改革宗神学，怎样以信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迄今为止还是被知识界高度忽视。近30年来，我们的理解水平几乎停留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上。韦伯讲出了清教徒的信仰与市场体制的关系，但他对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的理解流于粗浅，甚至怀有怨恨。在他那里，已开始将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截然分开，这种分离使韦伯痛苦，并因此强调个人价值决断的重要性。在这种价值决断里面，已暗含了投向施米特和希特勒的影子。同时他摒弃价值立场的“学术信仰化”的宗教学进路，也暗合了知识界将信仰看为知识客体的自由派立场。而在无神论的背景下，我们对加尔文这位影响人类历史的巨人的理解，也几乎仅仅受到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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