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实现人权诉求上，儒家提供了一条民本主义的实现路径。历代的儒家经典中不乏以民为本，民本君轻等民本思想阐释。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的民本思想亦可称之为“民本主义”，“其特点是重民力、顺民意、注视民心向背、关怀民众疾苦，它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彼此既相互抗颉又互为补充。”[29]儒家民本主义尽管与尊君思想融合一起，但我们厘清尊君思想的尘垢，仍然可以发现儒家关于民众现实欲求鲜活而饱满的理性表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30]“本者，根基、主体也。”[31]儒家民本主义将“民”置于世界根本的位置。“《尚书》里讲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不仅是讲民为国之根基、源泉或凭持，而且是讲民为国之主体。”[32] 所以儒家民本主义首先确定人在世界万物中的价值地位，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资格，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人民的政治合法性渊源。儒家在天下与民、君与民的对应关系中是找准了民众本身的位置，并为民众集体提供了权利资格诉求的路径。但儒家的“民”与“人”是有区别的，前者更强调政治社会生活上的整体意义，而后者则侧重个人意义。集体之“民”在儒家民本主义中得到彰显，而后者却被相当“遗忘”。如“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33]“夫民。神之主也。”[34]“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35]这里的“百姓”与“民”都是关于民众集体的表述，而具体个人之资格地位诉求，个人与个人之“定分止争”等思索，在儒家民本主义宏大的叙事中，显得寥落而单薄。儒家民本主义的人权概念的缺失，与和合的世界观有关，更与这种整体主义思考方式、过于宏大叙事的理论路径以及有关。不过儒家民本主义仍然不失为当代人权思考提供独特的文化视野，通过对民众集体诉求的把握来认识和推进人权，尽管失之粗糙而模糊，倘辅之以个人具体权利诉求和相应程序的精细制度设计，或许可以更好地促进人权建设。儒家民本主义开启的集体人权路径理应得到承继、发扬及整合。
　　四、“大同世界”的人权理想。
　　儒家道统作为古代中国的精神归宿，还承载着先民对社会政治与人生理想的价值追求。儒家在自己和合世界观的观照下，立足自己文化视野，运用自身思维方式，开出一幅“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6]儒家的“大同世界”是从“大道之行”推导出来的，这里的“大道”既包括“天道”，又涵盖“人道”，而且更重要的是“人道”之行。“人道”之行即“德性”人性（仁性）的充分发挥，“仁性”人性与“仁性”人行的高度统一，自我与他我，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处在“和而不同”却又“生生不息”的和谐境界之中。所以儒家的人权理想超越西方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立场，更为深沉而广阔地关怀人本身的命运。倘以西方理性视野来考究儒家“大同世界”的人权理想，同样可以发现儒家存有关于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以及和谐共生的人文价值理念。“大同世界”并非纯粹的“乌托邦”式的浪漫空想，它毕竟包涵着对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考量与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大同世界”仍然可以为当代国际人权的冲突提供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智识支持。儒家文化凝聚的先哲对于斯土斯民命运的思索，儒家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人的问题意识和解决路径仍如洪钟大吕，为当代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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