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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基本的改革思路是，农民要富，进城务工，农村要富，变为城镇。政府虽也重视农业，但其重视之点是在稳定粮价从而稳定社会，并不着眼于农业致富和富裕农民。所谓“无工不富，无农不稳”，已道明富工不富农的政策选择。农民从事农业不能富裕，农民求富必须弃农务工，这是共和国前数十年城市剥夺乡村、工业剥夺农业政策的继续和发展。近三十年来，城市发展和工商发展依赖的是从农村流动出来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些城市工商发展的低成本人工，正是农村农业的高素质农民。这些城市治安可能的危害因素，却正是维护乡村社会治安的中坚力量。主力的农民被迫弃农，乡村社会治安的中坚被迫离村，无论从工农的地位，还是从城乡的治安，我们都可以看出公平正义的缺失，道德仁义的沦丧。
当然，城市之中又有官民之间的不平等，工商各业又有垄断非垄断的不公正，但这些问题同样亦渗透于农业和农村，使“三农”问题更加严重，乡村社会更具危机。共产党中央和国家政府已经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先从乡村开始，农民医疗保险工作的启动和开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政策已在调整，工作已经开始。但施舍并不能真正解决严重的问题。农民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农业应该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农村应当获得其应有的生机。首先应当停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剥夺，国家的利益资源没有理由绝大部分投置于城市（当然亦没有理由主要投置东南部地区），工商民众应当以务工经商取利，但乡村农民不必亦到城市务工取利，农民在农村务农应当能够获得与工商民众务工经商同样的经济利益。实现不了这一点，应当就是政府的政策有误，应当就是社会的正义标准失衡。做不到这一点，就止不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必然造成农民大规模的离乡离亲，就会造成“三农”的危机，造成城乡社会的不稳定。
政府投资大规模启动修水利、缮农田、绿山原、治污染等方面的工程建设，农民可以在乡村取得与入城务工同样的收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政府收购价格，政府直接补偿支持农业生产，农民就可以不离农田获取到比务工更好的利益。均衡配置国家的教育、医疗、交通、商业、文化等方面资源，使乡村不再缺教少路，不再匮医乏文，社会私有资本亦会投向农业和乡村。农民不必离土离乡，全国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流民，城市也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失业，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就会缓解，城乡社会稳定就可能得到有效维护。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真正在工农民众和城镇乡村的问题上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城乡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成效，社会和谐才能真正有所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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