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的判例
1992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路卡思案作出了宣判，9位全体大法官以6:2形成多数意见，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
该判决的法庭意见由斯格利亚大法官(J.Scalia)执笔。对此，伦奎斯特大法官(J.Rehnquist)、奥康娜大法官(J.O’Cohnor)等人持赞同意见，肯尼迪大法官(J.Kennedy)另有补充意见。
法庭意见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就1990年州法修改为止这一段期间的征用来说，本案具备了提出
宪法诉讼的成熟性(ripeness)。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法律技术性的问题，判词的要旨是这样的：
正如被上诉人州委员会亦指出的那样，本院迄今为止均判示：当某一种土地规制引起争议时，作为判断其合宪性的前提，特定的土地可允许如何利用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得到明确。[16]州委员会依据这些判决作出主张：对于上诉人路卡思来说，由于1990年州法已得到修改，修改后的州法也已开辟了特别许可的途径，为此在原阶段的意义上，本案欠缺由本院受理其上诉所需要的争诉之成熟性。然而州最高法院未曾认为有必要完成这种程序，而直接审理了本案，并判决系案的州法合宪。
诚然，州最高法院的该判决并没有导致路卡思不能在1990年州法修改后作出可以作出的救济请求，但这一判决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即：在上述州法修改之内的期间内，路卡思被剥夺了建造住宅的权利，并不能得到损失补偿。本院在1987年格伦代尔市英国第一福音路德会诉洛杉矶县一案[17]的先例中已经确定：根据
宪法的征用条款，对于一时性的征用也必须作出损失补偿。而在本案中，从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涵盖的范围来看，路卡思显然被封闭了就过去的损失而取得补偿的途径。为此，就本案而言，在成熟性的要件上，本院所被允许的裁量判断范围之内的“慎重的成熟”(prudentialripeness)就可成为一个问题，而要求穷尽行政救济的程序则不能说是一种审慎(prudent)的裁定。
(二)对具有经济利益的任何利用权的剥夺均构成“征用”。
这是本案法理论述的关键部分，对此，判词的论述主要可概括如下：
直至1922年的马洪案为止，征用条款所适用的对象一直被限定于财产被直接充作公用、在实质上等于财产的占有受到剥夺的个案。然而正如这一判决所显示的那样，霍姆斯大法官已经认识到：对于物理性的公益征用，为使财产权的保护在具有意义的形式下进行，作为其当然的前提，政府对包含在财产的所有权中的各种利益的重新定义的权限，有必要受到
宪法的制约。这诚如霍姆斯大法官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所言：“但凡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其进行限制，但限制一旦过多，则可视用征用”。
然而，上述的判决[18]对于什么情形乃属于限制的“过多”这一问题，基本上没有给出指引。在此后的70年间，我们一直面临着就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序化的基准上作出判示，以便立足于具体事实而解决各种案件。
不过，无须对通过限制财产权而力图实现的公共利益的内容进行个别的审查，但凡必须补偿的情形存在两个范畴。一个是对财产所进行的物理性侵害；另一个则是对经济上的有益利用(economicallybeneficialuse)的完全损害。本案的情形即属于后者，其在经济上的有益利用近乎不可能的状态，乃相当于财产被征用的情形。以保护土地的自然状态为目的规制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典型。这种对自然的保护，也存在支付损失补偿、即在公益征用的程序下进行的事例。而在防止严重公害的名义下，以规制的形式所进行的这种限制，将本来应由全社会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分私人的危险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