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路卡思还是将本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三、先例及其问题
显然，本案颇为复杂，但其主要涉及的是：政府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私人财产的规制是否构成“征用”，从而被规制的私人财产是否可获得
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
在美国宪法上，征用的形式本来颇为宽泛。除了对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可视为征用之外，对财产权的其它形式的规制，包括妨害财产的使用，均有可能被认定为征用。此外，即使是无形财产受到剥夺，也可能构成征用，为此需要对其加以补偿。但如上所述，由于要区分征用权与警察权，所以确认某种财产规制是否属于征用，就不得不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
有关这一点，联邦最高法院早已确立了权威判例。1922年的马洪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在此案中，原来的一方当事人从一家煤矿公司那里买进一块土地的地面权，当时双方之间成立的让渡条件之一是该煤矿公司可继续保留在其地下开采煤矿的权利，但此后州法规定禁止有可能对地面居住建筑物导致危险的地下采矿，该当事人遂据此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止煤矿公司继续在那块土地下采煤，而煤矿公司自然作出对抗，从而引发了一宗
宪法诉讼。案件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该法院的判决认为：案中的州法对财产的规制，不能属于警察权的运用，因为欠缺可使之正当化的公共利益。质言之，象此案这样对财产权的规制已达到了一定限度的情形下，应认定该种规制属于征用，即必须作出补偿。[9]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Millerv.Schoene一案中遇到了必须判断一项财产规制是否构成征用的问题。[10]在此案中，弗吉尼亚州于1924年颁布了一部有关控制香柏树病的法律，因为这种病毒对邻近的苹果树等植物会造成有害传染，而苹果种植则是当时该州的一项主要农副产业。根据这部州法，案中的原告被命令砍伐其所拥有的大片红香柏树，以免其病毒传染附近的苹果树，便诉至巡回法院，巡回法院认可了上述命令的合理性，但裁定须支付原告砍伐与搬迁树木的费用100美元，至于原告因丧失大片红香柏树以及由此所招致的地皮跌价等损失，则得不到补偿。此案最终也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护了上述判决，理由是在此案中，砍伐香柏树而保护苹果树乃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属于警察权的正当行使。[11]
从上述两案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征用认定是颇为复杂的，而这在土地利用规制上更成为难题。在1926年欧几里德一案的判决中，[12]联邦最高法院判示：新型的
城市规划法要求将工商业设施从市民的居住区中排除出去的措施，乃相当于依据警察权的规制，因此导致的财产贬值的损失可不予补偿。然而，对于在何种情形下财产规制乃是超出了警察权的正当行使而构成需要补偿的征用这一问题，此后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在前述的马洪案中，霍姆斯大法官曾提出一个简明的标准，即：“但凡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其进行限制，但限制一旦过多，则可视用征用”，为此法院实际上判示：某一规制对财产价值所造成的损害一旦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就可构成“征用”；但在1962年的Goldblattv.Hempstead一案的判决中，[13]最高法院却认为决定某一规制是否构成征用并不存在固定的公式，为此采用了对规制的目的、手段以及损害状况加以具体检讨的方法，判定案中导致当事人所拥有的财产完全失去价值的规制乃属于警察权的合理行使。该种个案分析的方法此后长期得到广泛的维持，并沿用于诸多土地规制以外的个案之中。[14]这种判例自然引起了理论界上的各种争论与分歧，甚至导致联邦下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有关判例的混乱，使因为规制而受到影响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处于不安定和不确定的状况之中。[15]在这种情形之下，联邦最高法院就不得不有待于在一个适当的案例中为征用补偿确立一个确定性的规则。前述的路卡思案，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