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我国融资融券业务中担保的法律性质后，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难解的法律困境：一是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
民法通则》和新颁布的《
物权法》中缺位，导致融资融券让与担保制度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其合法性备受质疑；二是在让与担保制度在立法上缺位的情况下，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现行担保法律相冲突。
1、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
民法通则》和新颁布的《
物权法》中缺位
前已述及，在美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中，均将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担保界定为让与担保。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其基本民事法律（如民法典）中虽然没有规定让与担保，[⑩]但均在司法实践和判例中确立了让与担保制度，因此，其在融资融券业务中采行让与担保制度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然而，在我国，《
民法通则》有关让与担保制度的规定尚付阙如，《
物权法》几经反复，最近通过的《
物权法》又删除了有关让与担保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是按照让与担保模式来设定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担保关系的，但《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只是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所确立的融资融券让与担保制度，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持而备受合法性质疑。
2、在让与担保制度在民事基本法中缺位的前提下，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现行担保法律存在冲突
在让与担保制度在立法上缺位的前提下，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现行
担保法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冲突：
（1）《
担保法》第
2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根据该条规定，我国现行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未给让与担保提供存在的法律空间。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条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
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该条明确规定“以
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质言之，如果没有以
担保法规定的方式（如让与担保）设定担保的，其有效性就很难得到法院的认定。
（2）在股票作为担保物问题上，《
担保法》只规定了质押一种方式，且担保物的所有权不发生移转。《
担保法》第
78条第1款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条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上述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票出质的，其合法有效性有赖于以下两个条件的成就：一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但所有权不发生移转。
显然，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上述规定相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