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
国家赔偿法中的相关规定也存在一定缺陷。（1）
国家赔偿法第
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属于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可见，条文界定的对许可的赔偿范围相当狭窄，仅限于“违法吊销许可证和执照”所致的损失，而对于违法发放许可证等许可行为则没有纳入赔偿范围。
（2）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界定使国家赔偿责任仅限于作为行为，也没有规定对违法不作为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许可中许可机关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就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了。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上述法律规范进行相应修改完善，才能确保许可关系中的当事人，特别是许可第三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救济。（1）在行政许可法中应明确规定对许可第三人的国家赔偿责任。（2）在国家赔偿法中应明确对“违法吊销许可证和执照”之外的许可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3）在行政许可法中应明确规定对于许可监管不力的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中则相应规定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注释】
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55页。
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670页；日本行政法中称之为“复效性处分或者二重效果的行政行为”，【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德国也称之为“具有第三人效果的行政行为”，【德】哈特穆特 –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671－672页。
当然，对房地产登记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许可行为，学界和实践部门仍有争议。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198—202页。
翁岳生：《行政法》，第262－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