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置主义与选择主义之分析
一般认为，采用复议前置的原因主要有：有利于行政权的合法、有效行使；有利于利用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解决具有专业性的行政纠纷；有利于减轻法院负担，同时迅速解决纠纷；等等。但规定复议前置也有其弊端，如必须经复议再进入诉讼就人为地延长了救济时间，不利于对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内部监督机制，难免使当事人产生不公正的疑虑；强制以复议为先行程序实际上侵犯了公民权利行使之自主性；等等。因此，采取复议前置可以说有利有弊，但就上述利弊进行衡量，笔者认为，其弊大于利，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救济程序，行政复议的重要宗旨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其制度设计均应以此为指挥棒，并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选择及行使。而复议前置的规定，则更侧重于对行政权的尊重和维护行政的统一，以及如何才能最快地解决纠纷，节约人力物力及司法资源。
因此，笔者主张应以选择主义为原则。当然，这一原则也同样不排除复议前置的例外。但是，在确定复议前置时，应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国外在规定适用复议前置原则时，一般是从行政案件的类型来确定。如德国的撤销及义务诉讼以复议前置为原则；奥地利的裁决诉讼采取复议前置主义，职务诉讼则否。我国复议为前置程序的规定中，除了对行政赔偿案件规定了复议前置规定外，则无统一标准来确定，而是散见于各种法律文件中，如：《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39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
15条、《
个人所得税法》第
13条、《
集会游行示威法》第
31条、《
广告管理条例》第
19条等。
笔者认为，我国应确立规定复议前置的统一标准，以排除单行法律自行设定复议前置的任意性。另外，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法律、法规都可以设置复议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应限定于由法律规定，而不宜扩大至法规，因为公民的权利行使的选择性和自主性是一项重大程序性权利，不宜由法规来加以规范和限制。
结论二：“选择主义为原则，前置主义为例外”的准则，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自由。我国应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制度中明文确认这一原则。
三、经行政复议后行政诉讼之标的：复议决定亦或原行政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