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CEPA的定位
关于CEPA的定位，及其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如何，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从CEPA的地位、目的、作用角度看，定位在区际协议比较妥当”，也有学者认为“CEPA在性质上是类似自由贸易协定(FTA)的一种机制，但其涉及的范围却比FTA更为广泛”。显然，CEPA不是一项国际条约。国际经济法意义上的国际条约“是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既与国际法订立的，规定相互间含有经济内容的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作为CEPA一方的香港（澳门）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我国享有主权的特别行政区，其与大陆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具有与国家或国际组织等同的地位。此外，大陆和香港如果发生争端，也不能向国际法院提请解决，而只能以自身的解决机制和双方的协商来解决。虽然香港（澳门）作为国际人格者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但其签订的文件在法律上只是“协议”而非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 CEPA也不是一项国家契约。国家契约（State Contract)产生于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在参加国际商事活动与外国进行经济交往中，是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契约。国家契约不同于一般契约之处首先在于它的准据法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国家的国内法或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其次，国家契约各方的法律地位具有非平等性。 这也可以作为判断国家契约的标准，须两者兼备，缺一不可。国家契约中，作为缔约一方的国家不仅是作为与另一方平等的主题而存在，也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出现。因而，其对另一方就可以施加经济上的约束。由于双方缔约地位显失平等，在国家违约时另一方的权利很难得到救济，其利益也难得到保障。反观CEPA,虽然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国际人格者，大陆和其订立的
《安排》并不存在明显不平等的状况，大陆不可对香港的经济实行管制，香港也不能对大陆提出过高要求，
《安排》是建立在经济上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CEPA不是简单的区际协议。区际协议要求订阅各方权利义务平等，而且要使用通用的争端解决机制，但CEPA的争端解决机制却不完全是经济贸易层面上的，而是带有某种政策性的因素。同样，把他认定为类似自由贸易协定似乎范围太大且和模糊。不利于从本质上正确认清他的性质。对于CEPA的定位指南在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上。香港在与大陆签订协议上至少在以下方面具有特殊性。首先，香港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者的地位。对香港是国际法律人格者，历来存在争议。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香港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交往上是作为独立的主体参加的，而且这种地位又处于香港自身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因而，至少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上看香港具有国际人格者的地位，可以独立的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与其他经济实体订立协定等。其次，香港是作为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与中国大陆共同参加世贸组织的。香港和大陆同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因而享有世贸组织的权利，同时也应履行在如实时辰诺的义务。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在双方出现争议是应当使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必要时须承担形影的责任。再次，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香港和祖国大陆有特殊的法律关系和密切的经贸关系。内地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香港则为内地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在香港的转口贸易中，有96%是与内地有关。这一安排是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订立的。CEPA对香港的开放体现了“一国”的优势；而内地和香港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根据世贸的有关规则建立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安排，实现优势互补，则是“两制”的很好体现。基于以上原因，对香港和大陆签署的
《安排》就不能从简单的自由贸易协议考察，也不能从区际协议分析。至于媒体普遍把CEPA当作祖国大陆给香港送去的一份大礼的看法，则只是看到了CEPA的短期效应，没有从长远考虑，也没有从将要起到的作用角度人情CEPA的实质。也就不是对其科学的定位。对CEPA的定位应从学理上解释它存在现实是未来意义，应有利于对今后在使用CEPA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的解决。本着以上原则，从其作用和已移交角度考虑，把其定位于两个具有特殊关系的经济实体之间订立的具有自由贸易区某些特征的协议比较合适。这既符合现实的需要，即中国大陆和香港实现区内贸易自由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和共同的融合。 又为未来的发展流出了空间，就是由于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之间可以实施一些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规定更为灵活的贸易规则。这也符合把这个文件成为安排的初衷。不成协议在于突出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总之，这样定位，有利于今后
《安排》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双方经济共同发展。
